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金堅敏：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基於資源稟賦理論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産要素及商品、服務等産出物的跨境流動，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活力。同時，全球化導致國家、區域、企業、個人等主題之間的競爭加劇，給原有經濟系統、生産系統乃至生活體系帶來結構性變化和衝擊。圍繞全球化的是非已成為媒體、學術界、産業界、政策制定者關注的焦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沃斯的演講充分肯定了全球化對世界各國帶來的經濟利益，提出「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及繼續推動全球化的決心，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同。而川普新政認為目前的全球化規則促使了大量的産業轉移、同時對「不公平」貿易取締不嚴，從而導致美國的鉅額貨物貿易赤字及傳統製造業集中地區的就業困境，提出了「買美國貨、雇用美國人」為核心的「美國優先」政策以及推動「嚴格及公平」的貿易等政策措施，這也給世界各國帶來了美國推行「貿易貿易保護主義」的擔憂。

 

　　確實，從全球製造業産出(附加價值)數據(如圖1所示)看，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美國的全球製造業大國地位快速下降，2010年讓位給中國以後，差距進一步擴大。據聯合國工發組織(UNIDO)發表的每隔5年數據(按2010美元計算製造業産出數據）來看，中國製造業佔比擴大、美國佔比減少的趨勢是一致的。這種趨勢反應在貿易上是中國的貨物貿易黑字與美國的赤字同步增加。其實，在此期間日本也向興新國家大量轉移生産、本國産出佔世界比重快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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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歐巴馬政府強化了重振美國製造業的戰略意圖。2009年－2013年相繼發佈的「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報告、制定了「製造業促進法案」、第二任期又推出了「確保美國在高端製造業主導地位」報告、「先進製造業夥伴計劃」、「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製造業創新中心網路發展規劃」等産業/技術政策。而在與重振製造業相關的貿易政策方面，注重服務貿易及新領域的市場開放及數字貿易、智慧財産權保護等，以發揮美國的技術/産業優勢。美國推動的TPP規則也反應了歐巴馬政府的政策意圖。隨著歐巴馬重振製造業及出口倍增計劃的落實，如圖1所示，美國製造業的産出在世界製造業産出中的比重開始起穩，並由開始出現上升的跡象。這從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近幾年止跌氣趨穩，維持在12%、貨物貿易赤字維持在7,000-7,500億美元左右的相一致。

 

　　如圖2所示，與美國製造業在産出方面的止跌起穩同步，金融危機以後美國製造業就業在總就業中比例的減少速度開始減緩。由於就業形勢的好轉，歐巴馬在第二任期把重振美國製造業的重點放在了能發揮美國技術優勢的奈米技術、高端電池、生物製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清潔能源、航空産業、電動汽車等高端製造業上，與製造業産出相比，就業的效果相對落後。但是，與製造業已開發國家日本、德國比較，其帶動的就業效果也維持在相應的比重範圍內。如2014年美國、日本、德國的製造業産出(附加值)佔GDP的比例是12%、19%、23%，而就業佔畢分別是9.8%、17.0%、19.4%。製造業就業下滑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

 

　　當然，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製造業的起穩除了歐巴馬政府的振興製造業及推動出口倍增政策以外，頁岩氣産業崛起帶來能源成本的下降、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為基礎的智慧産品及智慧製造等技術産業化優勢進一步強化、競爭對手國家生産成本（包含能源、運輸等隱形成本（hidden cost）的總成本）相對高起等推動了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的提高。再則，美國市場的巨大規模也吸引了大量製造企業貼近消費地設立研發及生産基地，以快速對應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也可以説在消費地生産的「地産地消」策略更加明顯。筆者在近期訪問底特律時感到來自日本、中國、南韓的製造業企業是在增加而不是減少。因此，在目前的自由貿易體制下，只要美國繼續發揮技術上的優勢及強化製造業的內在競爭力，從宏觀層面看美國重塑製造業龍頭地位的趨勢明顯。

 

　　但是，對重振美國製造業情有獨鍾的川普總統並不在意美國製造業在這種宏觀層面的趨勢變化，而是把政策優先放在了如何擺脫鐵銹地帶等傳統製造業地區的産業萎縮課題。因此、提出「買美國貨、雇用美國人」原則，必須「恢復國內的工作機會，恢復對邊界的控制」。就任總統後已開始落實退出TPP、重啟NAFTA談判、要求企業在美國投資建廠、威脅徵收高額「邊境稅」等對外經貿政策，同時開始研究對企業的減稅措施及放鬆經濟管制措施等有利提高企業活力的經濟政策。筆者觀察，川普新政與歐巴馬政府都重視重振美國製造業，只不過歐巴馬政府注重「高端製造業」與「創新」這一政策工具；而川普新政注重「傳統製造業」的就業效果及作為政策手段的「減稅」(降低成本)及貿易政策(限制進口、擴大出口)。因此，從形式上看歐巴馬的政策對象易及集中於大企業及矽谷創業企業等「高大上」地區；而川普的政策對中小企業及傳統製造業地地區有魅力。

 

金堅敏

　　確實，全球化給各國的傳統産業集中地區帶來了轉型「陣痛」，中國、日本、德國等製造業大國都面臨不同類型的困境，川普新政勇於面對前幾任政府都無力解決的政策難題值得稱讚。同時，在財政困難的背景下提出減稅及放鬆對企業經營管制等市場手段營造「親商業」的宏觀經營環境對其他國家開展結構改革的遲緩行動樹起了一根標竿。但是，近示于強制企業投資國內的經營決策恐將帶來企業經營責任不清、損害健全的企業治理機制，影響企業經營效率的擔憂。通過WTO規則取締「不公平」貿易無可非議，但過度的貿易限制措施無助於本國企業競爭力的提高，三十多年前美日貿易摩差期間採取的貿易限制措施並沒有給美國的紡織、鋼鐵、汽車業廠家帶來競爭力就是先例。重振美國製造業不需要「閉門造車」。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金堅敏 簡歷
日本富士通總研主席研究員,博士（國際經濟法）。1978年就讀於中國浙江大學。85年至91年在中國國家科委國際合作局工作。92年就讀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國際開發研究科,97年取得博士學位。98年進入富士通總研經濟研究所工作至今。有「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日中關係轉機」、「華人經濟學者看中國的經濟實力」、「中國的主要産業和強勢企業」、「印度和中國比較」、「南韓企業的競爭力」、「中國網路企業的創新」等出版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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