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沈建光：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和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將攜官員於5月3日至4日訪華磋商貿易問題，筆者認為此次訪華雙方或互有妥協，中美貿易戰風險可期緩釋。但另一方面，4月25日媒體報導稱，美國司法部正就華為是否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規定進行刑事調查，對比之前中興受到的美國商務部的行政處罰，性質更嚴重。從中興制裁，到華為刑事調查，筆者認為，上述事件很難孤立來看，一系列動作加大了中美從貿易摩擦延伸到科技戰的可能性。從貿易戰到科技戰，美國的戰略意圖是什麼？美日貿易戰中，似曾相識的東芝事件又可提供怎樣的經驗教訓？而一旦中美貿易戰升級為科技戰，中國又該如何應對？

 

　　中興制裁標誌中美博弈升級

　　

　　中興、華為制裁雖然是企業層面的爭端，但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顯然很難簡單的解讀，其背後折射出中美關係緊張態勢的升級。在筆者看來，中美博弈因短期、中期、和長期有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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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從短期來看，貿易爭端被作為重要武器，這是川普兌現競選承諾，尋求政治資源鞏固的籌碼。從中期來看，中美之間的科技競賽，遏制中國製造業崛起，兩國在製造業與技術層面的競爭是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訴求。而從長期來看，超過經濟領域，出於「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美國可能掀起對華的全面反制，無關乎川普，甚至未來無論誰出任美國總統，緊張關係都將延續。

 

　　結合當前局勢來看，貿易戰擴大到科技戰或是兩國博弈全面升級的體現，是中美之間短期博弈上升到中期博弈的變化。此次美國選擇對中興、華為發起制裁，即選擇美國相對佔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産業出手，源於其看到了此領域過去十年來，中國的高速發展以及潛在威脅。可以看到，在人工智慧、雲技術、物聯網等高科技領域，中國異軍突起，在短短幾年時間發展勢頭壓過傳統科技強國德國、日本，直追美國。

 

　　如在人工智慧領域，分析機構CB Insights發表了2017年人工智慧趨勢報告，中國人工智慧相關企業2017年融資額超過美國，首次躍居全球首位（中國企業佔48%，超過美國的38%）。另外，在高科技成果普及方面，中國甚至部分超過美國，如根據Ipsos調查結果顯示，截止2016年，移動支付普及率中國以77%的比例居世界第一，美國和德國的普及率為48%，日本的普及率為27%。

 

 

　　展望未來，筆者認為，隨著美國超級代表團的訪華，短期貿易爭端或不會成燎原之勢，但中長期的對抗已全面鋪開，體現在《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公開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之後，不僅在貿易領域，美國對科技企業大打出手，劍指「中國製造2025」，並大打台灣牌、朝鮮牌，對華鷹派人士全面上位等，其對華強勢態度全面升級，即為佐證。

 

　　東芝事件給中國的啟示

 

　　中興事件也讓人不禁聯想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日之間曾發生的「東芝事件」。當時美方認為，美國在半導體技術、光纖技術、智慧機械技術等領域落後於日本，對向蘇聯出口數控工具機的東芝公司下了三年禁令，禁止東芝進入美國市場。

 

　　事情的起因是東芝違反「巴黎統籌委員會」限製成員國向蘇聯及其他華約國家等出口戰略物資和先進技術的約定。1981年，東芝子公司「東芝機械」與蘇聯簽訂合同，向蘇聯秘密出口四台九軸聯動數控工具機，該商品出口能夠幫助蘇聯核潛艇降噪的工具機。美國國防部評估認為，借助此技術美國首次喪失了對蘇聯艦艇的水聲探測優勢。對此，美國震怒，引發全民反日情緒，國會議員甚至在國會山前拿大錘砸東芝的錄放機來賺取民意。

　

　　而東芝本來可能面對的制裁更為嚴厲,包括：罰款3兆億日元（按當時匯率相當於約150億美元），對所有從東芝集團進口的商品加收100%關稅，停止從東芝集團進口任何商品5年，還有，諸如關閉東芝在美國的所有工廠，把東芝從美國永久趕出去，以前賣出去的商品售後服務全部免費等等。

 

　　而在當時的危機情況下，東芝開展了著名的「草根遊説」（「草の根」ロビング）、動員全體東芝美國的員工，大家分片分區把所有聯邦議員535人的選區一個一個去説服。1988年4月雷根總統簽署最終處罰，禁止東芝機械（東芝的子公司）3年內對美出口，禁止東芝公司3年內向美國政府出售産品。最終落地的處罰措施對東芝創傷甚微，同年東芝的營收和利潤甚至實現大幅上升，並在隨後的1989年刷新了歷史最高營收記錄。東芝對此次危機的應對，被早稻田大學小尾敏夫教授在其1991年著書《説客——撼動美國政治的力量》中稱為日本歷史上最大的遊説作戰。

 

　　科技戰中的中國應對

 

 　　4月22日，美國商務部稱已同意中興提交更多證據的請求，中興事件或有轉機。但無可否認的是，科技領域的角力或在增加，對待中興制裁，也不應孤立來看，而是引起足夠的重視，將其看成是中美博弈升級的預警。僅就事件本身來説，筆者認為，或有以下演化：一是從企業層面，參照東芝的經驗，積極參與斡旋與溝通；二是通過企業層面的收購合併，將中興的主要業務和産業鏈轉移到其他企業；三是通過國家層面進行協調。

 

 

　　而從長期來看，認識到問題的深刻性，從戰略而言，中國未來或做出如下準備：一是對外方面，對美強調經貿合作是中美關係的穩定器和壓艙石。但由於川普政策的不可測性，見招拆招或是應對。為防止其咄咄逼人，予以適當的反擊，做到以戰促和是大概率事件。與此同時，加強與歐洲及日本等高科技國家的合作，繼續堅定市場化與國際化，爭取結成廣泛同盟，也是十分務實的政策選擇。

二是對於中國自身而言，加快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勢在必行。預計未來中國將在實施科技興國和「中國製造2025」戰略，鼓勵創新，保護産權，促進市場環境更加公平，加強環境、勞工保護，完善法律與監管等方面做出改變，在筆者看來，上述舉措不僅是外部訴求，也是走向國際舞台中央的必經之路。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沈建光

 沈建光 簡歷：

 

       經濟學博士，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 首席經濟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及亞洲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曾就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博士後，擁有赫爾辛基大學經濟學博士和碩士學位，本科曾就讀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

 

       此前為歐洲央行資深經濟學家，負責亞太經濟預測和分析，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芬蘭央行經濟學家，及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資深經濟學家，國際經合組織顧問和中國人民銀行訪問學者。是經合組織02年專著「中國和世界經濟-入世的挑戰及應對」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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