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穗銀行 法人推進部 主任研究員湯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發後，中國實體經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封城和交通管制讓春節後的企業復工困難重重，許多企業由於無法復工，面臨著人工成本增加、訂單違約、資金鏈緊張的風險。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等對995家中小企業受疫情影響的情況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2/3 的企業資金維持能力不超過2 個月。疫情的擴大不僅僅讓原本就融資難的中小企業陷於困境，對於大企業的衝擊也很大。

　　　　　　　　

　　回顧2019年，海航集團、三胞集團、銀億集團等許多著名的大型民營企業由於資金鏈斷裂，陷入瀕臨破産重組的新聞已經成為重要經濟現象，2020年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公司主營業務進入發展瓶頸期停滯不前，經營性現金流覆蓋不了債務利息。由於正常融資通道堵死就從民間集資，利息成本也高漲。一旦出現信託或債券産品的違約現象，各路債權人蜂擁而至，集團頓時資金鏈斷裂。

　　　　　　　　

　　債券違約，股權質押，「賣身」國資企業也是一些民營上市公司無奈的選擇。反觀日本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銀行深深涉足於企業的經營事務，形成了頗具特色的 「主辦銀行制」。

　　　　　　　　　　　　

　　被比喻成「企業專屬的私人醫生」的主辦銀行是指與企業保持長期而密切聯繫的一兩家主要商業銀行，它對企業提供債務資本的同時對企業提供金融、併購、海外投資諮詢等綜合服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探討日本的「主辦銀行制」對我國民企在轉型中具有借鑒意義。

 　　　　　　

　　1.  日本企業並非是"失去的二十年"

  　　　　　　

　　自從1989年的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GDP增長率年平均不足1%，全球媒體對日本經濟一致唱衰，稱過去的20年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然而縱觀日本經濟，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GDP高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的平均值，且GDP增長率在已開發國家中領先，2019年的日本GDP增長率達到1.8%，接近同一時期的美國經濟增速。

　　

　　2012年以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大力推行以「安倍經濟學」為代表的新政，其目標是重振日本疲弱的經濟、終結長期通縮和縮減公共債務。日本的「量寬政策」雖然未達到預想效果，以製造業為主的企業收益正在改善，特別是大企業帳面收益連年激增。日本財務省統計，截至2018年底，日本企業的留存收益總計達463萬億日元，其中，排名第一的豐田汽車留存收益高達20萬億日元，2018年的營業額也初次突破了30萬億日元。但是企業並沒有將大量的利潤還原給員工，而是將利潤存起來作為「內部留存」，這被學者視作「導致日本消費長期處於低迷」的主要原因。同時也反映出日本企業的良好的經營體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過去的二十年是日企"苦練內功的二十年"。筆者通過切身實踐認為，過去的二十年也是日企"苦練內功的二十年"，日本的「主辦銀行制度」在對日本企業的崛起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9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經濟的衰退，我國對該制度的關注度也漸漸下降。反觀日本製造業企業在全球的地位非但沒有衰退反而苦練內功使核心競爭力日益見強， 「主辦銀行制」對於日企的成長功不可沒。

  　　　

　　日本企業按融資比重把排第一位的銀行稱作主辦銀行，主辦銀行一般佔企業日常金融業務和海外業務的比重很高，與企業之間具有長期固定的綜合性交易關係。譬如主辦銀行作為企業大股東要對該企業經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給予企業在金融支援，主導企業兼併重組；主辦銀行的證券子公司通常為該企業發行債券的主承銷金融機構；主辦銀行把體系內具有國際視野、金融知識、財務管理、經營管理能力的專業人才向企業輸出，提高企業的綜合競爭力。

  　　　　　　　

　　主辦銀行在公司發展中的作用表現如下 ：

　　　

 

　　(1) 最大的公司債權人，銀行主貸在企業資本來源中佔主導地位。二戰後，日本證券市場的發展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各公司不得不依靠從銀行貸款這一間接融資途徑來滿足其需求。

　　　　　　　　　

　　(2) 重要的企業股權持有者。日本主辦銀行與其關聯企業間存在長期而密切的合作，在其公 司治理結構中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作用。日本規定銀行可持有企業股份的5%，主辦銀行制實現法人持股及銀行與企業交叉持股，銀行可以通過股東會、董事會更換企業高管，介入企業的股份制改造。

　　　　　

　　(3) 人事參與。銀行通過向企業派遣內部董事 (由企業支薪的高管)來實現對公司的人事參與。 

　　　　

　　在日本的大企業中，來自銀行的董事不在少數。銀行頗具特色的「出向制度」一般允許員工在48歲以後離開銀行轉入關聯實體企業工作。從銀行的角度而言，出向員工雖然徹底離開了金融體系，對於加強銀企關係具有重要意義。通過這種人事參與，主辦銀行可以迅速而準確地獲取有關公司的第一手資訊，幫助公司加強其業務管理尤其是風險管理，還可以對公司發展戰略的制訂與實施全過程加強控制。

 　　　　　　　　

　　2.主辦銀行在當今日本社會中的地位

　　　　　　　　　

　　主辦銀行制融合了銀行與企業之間，以及銀行與監管機構之間的相互關係。幾乎每一個日本企業都與某銀行保持著緊密的聯繫。這些聯繫包括貸款，但也涉及債券發行支援，股權投資，支付結算帳戶以及各種不同的資訊和管理方面的服務。

　　　

　　戰後，日本的銀企關係是以主辦銀行為中心的模式。主辦銀行制和財閥制實質是相互重疊交叉和互補的公司治理結構。財閥是在1930年代以後出現成的日本家族大企業的聯合，這些企業之間的聯繫包括交叉持有股權和債權，産品和勞務貿易。但是其核心企業多為銀行，因此主辦銀行則可以視為是財閥企業間實現聯繫的基礎。

　　　　　　　　　

　　財閥集團根據成員企業實施績效所體現的企業內外環境的變化來對控制權的分配作出適應性的重新調整，只有當企業出現財務危機時，財閥集團對企業的治理模式才轉入積極干預狀態，而實行這種干預通常要由主辦銀行來&&。主辦銀行是日本財閥集團對其成員企業進行控制權調整的具體實施者。

　　　　　　　　

　　1990 年代中後期到 2000 年初，日本實施了「金融大爆炸(big bang)」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主辦銀行制的銀行為企業護航模式也逐漸暴露出弱點。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1997 年以後，北海道拓殖銀行和日本長期信用銀行、日本債券信用銀行先後破産，銀行對企業的持股的減少以及規避不良資産等企業行為的出現，貌似主辦銀行制要退出舞臺，其實其主要職能並未發生大的變化。特別是企業遇到經營危機或是瀕臨破産時，股票價值大跌導致股東的作用大幅度降低，這時主辦銀行作為主要債權方對企業實施重組，行使企業經營管理的職能説起到的作用巨大。

　　　　　　

　　日本的帝國數據公司在2018年對日本企業147萬家實施的全國主辦銀行調查顯示，回答主辦銀行是三菱UFJ、三井住友、瑞穗等5家都市銀行的企業共29.2萬家（佔比19.8％）、回答是地方銀行的共 73.5萬家（佔 比50.0％）、回答是信用金庫的有 34.1 萬家（佔比23.2％）。由上可見，被稱作日本三大巨型銀行的三菱UFJ為10.1萬家企業（份額6.8％）、三井住友為 7.9 萬家企業（份額 5.4％）、瑞穗為 6.4萬家企業（份額4.3％）承擔了主辦銀行的職責，同時其他各級別的銀行都發揮了相應的主辦銀行的作用。

　　

　　目前，日本企業的銀行貸款所佔比例雖然有所下降，但主辦銀行作為企業最大債權人的地位並未發生過動搖。拋開大型都市銀行與財閥集團各成員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交易關係，一般來説提供高品質服務的金融機構也會角逐主辦銀行的地位。因此主辦銀行並非局限商業銀行，包括投行和信託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也分擔著主辦銀行的職能。

 　　　　

　　3. 主辦銀行制能否扭轉我國民企的「融資難，融資貴」？

  　　　　　　　　　

　　我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關係也有與主辦銀行制度類似之處，至今還是有銀行通過與企業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提供金融支援承諾彰顯主辦銀行地位的情況。但是與日本模式比較，銀企同舟共濟的主辦銀行制度和實踐甚少。中國人民銀行在2000年初也提起過主辦銀行制度，之後隨著加入世貿組織和市場化經濟的推廣，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蓬勃發展起來，通過市場競爭重新分配市佔率的現象日益普遍。

   　　　　　　　　　

　　歷史與社會形態的大的背景中演變而來中國和日本的金融體制的不同，決定了銀行在公司治理結構中扮演角色的不同。日本的大型都市銀行不僅在金融業的各個領域擁有一系列子公司，而且通過證券、保險，投資等一系列行業，實際上控制了一大批實業企業的財務（上基本都是參股）。在該模式下可以通過對企業的全方位個領域的經營支援和掌握企業一線資訊實現銀企的可持續發展，這兩大功能是是由日本的商業銀行私有化制度所決定的。我國限制銀行對企業持股，銀行不直接成為企業的股東也就不可能起到日本主辦銀行的經營支援。目前，我國的商業銀行中佔絕對優勢的是國有商業銀行，短期內要做到國有商業銀行的私有化是不現實的。

  　　　　　　　　　　

　　我國商業銀行在提供融資時有「近國企，遠民企」的傾向，也是我國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主要原因。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其主要貸款額度發放給了國有企業，對中小企業貸款的監管成本的提高以及收益較低、風險較高都促使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供貸積極性不高。

   　　　　

　　在我國經濟下行中，降槓桿降産能影響一些企業的資金回籠，銀行的風險偏好與民企的不透明的經營卻不匹配，打擊影子銀行也堵塞了民企非正規融資管道。目前，中國民企因無法落實擔保或者抵押而發生拒貸的比例很高。從企業抵質押品不足，信用擔保體系的缺乏導致「融資難，融資貴」的現象中，反映出我國銀行體制尚不能滿足民營企業對信用提升評等的需求。

　　　　　　　　　　　　

　　隨著我國移動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是基於雲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的「金融科技（fintech）」實現了金融服務的發展創新和效率提升，在一些領域的發展可以認為領先於日本。銀企直連系統實現了企業的財務系統與銀行綜合商務交易平臺的對接，提高了工作效率，確保了財務系統與銀行綜合業務系統帳戶資訊的一致性。

　　　　　　　　　　

　　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已經運用在了清算、跨境貿易、供應鏈、資訊識別和數位貨幣等方面，不僅能夠幫助銀行增強風控能力，還能夠在解決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上起到助力作用。2019年，國家網信辦共發佈了二批區塊鏈資訊服務備案清單，涉及工商銀行、平安銀行、浙商銀行等6家銀行，共計14項區塊鏈服務。區塊鏈更多是以大數據為依託，銀行被企業邀請接入區塊鏈後才能收到企業數據，因此企業和銀行的關係也由傳統模式的被動變為主動。主辦銀行必須積極投入金融科技著手對企業整體業務鏈的開拓，才能捍衛主辦銀行的地位。

   　　　　　　　　　　

　　綜上所述，我國金融制度的基礎以及特殊性，加上經濟高速發展中出現的企業風險取向錯位，出現了金融供給端對企業需求端市場細分不足。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不是企業最大的股東，也不具有對企業經營管理的決策權，所以照搬日本的主辦銀行體系是不現實的。但是主辦銀行對企業經營介入的模式對我國的銀行制度有著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取其精華同時兼顧我國國情或許可以成為紓困民企的良藥。特別是在新常態經濟下民營企業發展面臨轉型的過程中，迫切需要分析公司經營對銀行參與的潛在需要以及可發揮其作用的具體條件，深入研究與金融科技相融的中國特色的銀行監控機制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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