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解時代的科學與政治
2020/07/24
矢野壽彥: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擴大,科學的存在感明顯提升。如今,如果政治、社會不與科學保持一致步調,贏得漫長的「戰鬥」將無從談起。
「猶如過去的政事需要祭祀活動一樣,如果在文化國家的政治領域,科學並未滲透到深處,並密切交織在一起,國運的適當發展將難以指望,國防安全或許無法得到保障」(《自由畫稿》)
1935年,日本物理學家、作為隨筆作家也很著名的寺田寅彥在題為《政治與科學》的論文中如此寫到。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像美國和巴西那樣輕視科學的為政者的國家的人為災害擴大,觀察這種現狀,深切感受到即使過去85年也並未褪色的深邃洞察力。
雖然日本的疫情再次開始擴大,但到目前,感染者人數相比世界其他國家仍處於較低水準。儘管如此,日本民眾對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的評價並不高。原因之一看起來也是政治並未充分利用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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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宣佈緊急事態宣言全面解除的安倍晉三(中) |
評估風險是專家的責任。而根據評估確定應對風險的具體政策則是政治的職責。但是,日本從避免「3密」的對策到提出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新生活方式」,向國民發出呼籲並顯示出存在感的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專家會議的科學家。
擔任對策專家會議負責人的國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脅田隆字在6月下旬專家會議解散時表示,「由於危機感而變得積極」,表達了對專家會議過度衝到前面的反思。但是,也可以説不想承擔責任的政治並未充分利用「專家」的權威。
政治和科學的距離如此遙遠。活躍在情感世界裏的東西也存在於政治的世界。政治學者、東京大學教授宇野重規表示,「政治家並不認為科學思考很重要。對於科學,存在根據結果是否有用、是敵對還是友好來作出判斷的傾向」。
對於類似新冠病毒疫情的非常時期的決策,科學思考非常重要。在未知的危機面前,任何人都沒有正確答案,或許有時會犯錯。
此時,能讓方向向正確的方向轉變的只有客觀的數據和分析。之後加以驗證之際也是如此。基於邏輯性、合理性和透明性的科學,本來與民主主義非常契合。
科學家方面也存在問題。4月中旬,提出人與人接觸「減少8成」的北海道大學教授西浦博發表估算稱,「如果不採取任何對策,國內將有超過40萬人死亡」。隨即出現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只是一個專家的看法,並非官方見解」的一幕。
隨便舉行新聞發佈會,發表足以令政權感到驚慌並加以反駁的令人震驚的數字,這種做法很不適合政治機制,看起來很天真。或許是因為政治和行政不願意傾聽。但一般來説,正常的做法應該是通過數據和算式模型提出估算的根據,堅持不懈進行遊説,促使政府與民眾共用危機意識。
雖説此次日本的專家會議是從使命感出發,但仍是缺乏法律依據的立場,在約4個月裏持續發出具有影響力的消息。在這裡,看不到政策責任的所在。
面對疫情大流行,瑞典採取了不改變日常生活的「集體免疫」戰略。以老年人為中心,當初導致大量死者的政策遭受全世界的批評。但是受到本國國民的信賴。作為公共衛生局的負責人、領導新冠病毒對策的流行病學者連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利用最新的數據詳細加以説明。政治與科學充分聯繫,適當的風險溝通得到貫徹。
而在德國,作為物理學者的梅克爾總理親自成為政治與科學的「橋樑」,通俗易懂地向社會傳播政策。
科學並非絕對正確,實際上只不過是最可靠的知識的匯聚。牛頓在17世紀後半期構建了物理學的基本體系。但在那之後,一部分被20世紀登場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否定。即使這個相對論,也未必會永遠正確。
因新型冠狀病毒而每天發佈的大量研究論文也歸根結底只是在發佈階段顯得可能性較高的假説,圍繞藥物的效果,有時也會出現完全相反的結果。
美國核物理學家阿爾文·溫伯格(Alvin Weinberg)在1970年代提出了「超科學」(trans-science)這個概念。指出了即使能通過科學加以研究,但僅憑科學難以給出回答的「科學的極限」。
的確,在21世紀以後,這種領域正在增加。不僅是未知的傳染病,還包括地球變暖、異常氣象、人工智慧(AI)和生命科學的威脅等。即使追求正確答案,科學家之間也存在意見分歧,還成為地球變暖懷疑論等錯誤觀點的溫床。要應對「超科學」領域,不能僅僅依靠科學。科學家也需要與政治、社會進行對話,同時探索最佳答案。
政治、社會要應對前景難料的未來社會,必須準確掌握科學的本質,充分借助科學的力量。如今不是掌握科學的知識,而是應該積極提升了解觀點和極限的「科學素養」的時候。
科學家也不能不屑一顧,認為對深奧的問題進行説明也沒用,應該擔負利用數據耐心加以説明的責任,應自覺負起為社會做貢獻的重任。
本文作者為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矢野壽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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