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在國外做研究，自然的就接觸到各種資訊源的消息，可謂魚目混珠。應該説日本媒體關於中國的報道還是比較克制的，哪怕是日本右翼或右傾的「論客」，最多也就是發洩其對中國的不友好。但是，美國方面的關於中國的評論就不那麼克制，可以説有不少聳人聽聞的言論，讓你覺得明天中國就可能發生大革命，我相信這些人士十分希望中國發生大革命。

柯隆

　　有一個問題不須搞清楚，風險和危機是不同的概念。毋庸諱言今天的中國有很多風險，幹部腐敗帶來的社會不穩定，經濟下行造成的産能過剩和失業問題，等等。但這些風險是否就意味著危機的到來，那要具體分析。這裡最需要糾正的是學者不應該把自己的好惡帶入其對時局的評論，否則其評論就成了洩憤工具。

　　首先，問題的顯現于一個社會是好事。毛時代為什麼政策的執行一錯再錯、錯上加錯？就是因為問題已經存在，當權者捂著蓋著不承認問題的存在，結果才釀成了嚴重的悲劇。今天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冷靜客觀地認識我們面對的各種風險，風險需要迴避，但僅僅迴避風險不夠，重要的是清除造成風險的因素。

　　風險顯現出來，如何認識風險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我觀察到一些旅居美國的華人學者可能是因為長期生活在美國的原因，不自覺的就以美國社會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發生的事務。今天的中國雖然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二，但社會的「品質」與美國比還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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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到中國社會的風險，有些是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有些是改革滯後的結果，所有風險錯綜複雜，不是所有的當權者都有魄力快刀斬亂麻的，從行政幹部的切身利益出發，冒險是最不明智的，風險留給後任是自我保護的最佳選擇。

　　近70年的風風雨雨使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官場的老手們練就了自我保護的本領。風險對於官員好比燙手的山芋，誰都不想接。從這一點上説，風險不化解一定是通往危機的。但是我們也很容易發現中國是一個大國，從來沒有太平過，總是伴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也許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

　　于中國人風險好比日本的地震。由此來日本旅遊的外國人遇到地震都會大驚失色，而幾乎所有的日本人對於地震都習以為常。東日本大地震的一個星期後我去華盛頓出差，入住酒店時，當他們得知我是從東京飛來的，紛紛過來向我表示慰問，我説我家沒有任何問題。外國人通過媒體看日本的地震自然會覺得這個國家快要被震得沉沒了。(有一部電影叫《日本沉沒》)但日本到現在也沒有沉沒，這次九州熊本縣發生如此大地震犧牲的人數僅49人，外加一名下落不明者，應該説日本有很好的防範地震風險的機制和體制。如此類推，中國不可能沒有風險，關鍵是如何建立防範和化解風險的機制和體制。

　　談到對風險和危機，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那就是異乎尋常的樂觀人士的言論。如果説一些旅居美國的學者對於中國的今天和明天過於悲觀，那麼應該説中國國內的一些學者過於樂觀。國內有學者為我們畫的藍圖是中國可以保持10年或更長的時間8%的經濟增長。我不知道他們的論據是什麼。

　　應該説，中國的問題沒那麼壞，也沒那麼好。不久前請周孝正教授來日本講課，閒聊中他一直對我説一句話：柯隆，兼聽則明。這篇短文是寫給每一個中國人的，無論你是官員還是百姓，都不可以偏聽偏信，兼聽就可以少走彎路。國家主席要求幹部們上網，聽取善意的批評意見，我不知道如何判斷善意和惡意，哪怕是惡意的批評，也可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廣開言路是化解社會風險的最佳途徑。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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