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很多年以前曾經做過一個關於民航事業發展的調研課題，同時可能因為經常坐飛機所以對於民航服務業的報道就比較關心。在我的記憶裏好像國內民航總局有一個規定晚點15分鐘算正點。我親身經歷過的晚點是有一次從深圳到北京晚點4個半小時，另一次是在美國，從紐約到華盛頓晚了4個小時。在日本沒有遇到過超過半小時的飛機晚點。

柯隆

　　出門在外，飛機正點當然是最好，但坐飛機不能著急，一旦失事就沒救，所以我坐飛機通常不會把日程安排得太緊。有意思的是通過飛機晚點可以看出各國民族性的差異。那次在紐約晚點4個小時，美國人個個跟沒事人一樣，只是過一會兒去詢問一下地勤，地勤説她還沒得到通知，請大家耐心等待，但絕對不apologize(道歉)。等上了飛機，機組人員只是感謝大家合作，而不道歉。

　　那次在深圳，飛機晚了4個半小時，我在頭等艙休息室，心態比較好，你晚點我就在那兒吃喝，但別的乘客比我脾氣大，把頭等艙休息室的電腦和其他辦公用品都給砸了。那幾個服務員似乎已經習慣了，並不去阻攔，也沒有報警，等那幾個「暴徒」把能砸的都砸了也就沒氣了。

　　每次在日本坐飛機遇到晚點都有點鬱悶，飛機由於個別乘客登記遲了晚起飛5分鐘或10分鐘，空姐就一個勁地道歉。這應該不是航空公司競爭的結果，應該跟日本人的民族性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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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驚聞中國原駐法國大使吳建民，外交學院前院長在武漢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吳大使是中國少有的開明外交家，其外交理念以理服人，不靠霸氣。這樣一位高官為什麼會遇到交通事故呢？上網一查，原來他坐的飛機本來淩晨12點落地武漢機場，結果晚點到3點多才降落，然後坐車去市內，據説由於司機疲勞駕駛出了車禍。事故本身跟飛機晚點沒有直接關係，但試想如果飛機如果正點到達武漢，這場事故發生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

　　就在網上檢索吳大使出車禍的報道的同時，偶然看到另一則有關飛機晚點的報道，從北京首都機場出發的一架航班因為晚點，結果發生多名乘客毆鬥事件，還有乘客被警方帶走。中國人可能是世界上脾氣最大的民族。

　　多年以前，有一次從南京坐飛機去北京，飛機快要到北京的時候，飛機突然減速下降，機長説首都機場上空有雷雨，不能按時下降，現暫時迫降天津機場。那次，我旁邊坐了一位軍人，後據空姐説此人是某空軍的司令。此人頗有樣板戲裏胡傳魁的作風，聽説飛機迫降天津，他一拍座位扶手：「跟機長説，給我飛」。我心想，別，你不要命，我還要命。

　　過一會，機長來，很客氣地對這位空軍司令説：首都機場航路管制不讓飛。

　　就這樣又過了幾分鐘，這位空軍司令突然把機長叫來：給我打開飛機艙門，我要下飛機。一開始機長顯出為難狀，後來沒辦法，只能通過航廈調來扶梯，讓這位司令和他的隨從下了飛機。我從機艙窗口往外看，跑道上來了10幾輛軍車。這些軍車載上他們的司令揚長而去。可是，就在這位司令下飛機10分鐘後，我們的飛機得到首都機場的指令可以起飛，我想我們應該比他們先到北京。

　　經歷了這3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國人大大提高了維權意識，當他們覺得通過法律維權沒有希望，或者説通過法律維權太麻煩，他們就會通過自己的「特權」來為自己維權。最近這些年沒有跟蹤調研民航業的發展，不感輕易斷言航班為什麼總是晚點，我相信民航公司的內部管理是有問題的，同時，坐飛機的乘客也有問題。我每次回國出差都有一種感覺，中國的大城市在硬體上遠遠超過已開發國家，但如果談到服務等軟體方面，可能仍然停留在30年前。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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