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明治維新的志士福澤諭吉(他的頭像印在了今天日本的一萬日元的紙幣上，他也是日本名牌大學慶應大學的創辦人)從歐洲考察回來以後著書告誡其國民：「天不造人上人，天不造人下人」，這種天下公平的思想學説多少也影響了鼓吹天下為公的辛亥革命領袖孫文。福澤諭吉宣揚「敬天愛人」和孫文的博愛同出一轍。很遺憾的是毛澤東教導他的子民「人定勝天」，後來就有了農業學大寨，這實在是恐怖主義的理論。毛澤東推動的改天換地的結果就是風不調雨不順，1960年代初，僅僅3年就餓死幾千萬人。到今天為止中國也沒有能夠實現敬天愛人。只有實現敬天愛人，一個國家才能夠和諧。

柯隆

　　明治維新時，日本並沒有從西方學習多少技術，他們從歐洲輸入的是先進的法律體系，並且啟蒙國民遵紀守法，建立了三權分立，實現了主權在民。明治維新沒有造就一批土豪，但成就了一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志士。到今天日本人也沒有忘記這批志士，所以才把他們的代表人物的頭像印在了紙幣上。雖然日本的天皇是國家的象徵，但你在錢幣上找不到天皇的頭像。這一點太耐人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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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出一批土豪。過去的30多年裏，實際GDP年均增長9%左右，但記入富豪排行榜的中國的土豪們的個人財富每年以上千倍的速度膨脹，他們跟外國富商學會了購買私人飛機，個別家族富可敵國。這正常嗎？我從來不鼓吹仇富，但如此懸殊的財富分配一定意味著災難。因為正常情況下一個人無論他怎麼付出努力都不可能換回年增長1000倍以上的財富。我們看到有太多的官員是先天下之樂而樂。有官員告訴我，不能先天下之樂而樂，那我當官幹嘛？這也是大實話。

　　以前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一直有一個疑問。馬克思説：生産力決定生産關係。可是，考察今天的中國經濟，生産力發展了，但制度改革沒有跟進。有人説，科技落後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但造成科技落後的原因是制度的落後，所以，中國經濟的瓶頸應該説是制度的落後。

　　澳大利亞有一個智庫(研究所)，他們每年估算世界主要國家的「外交指數」，2015年，中國的外交指數位居世界第三(第一是美國，第二是法國)。這個指數裏，排名越靠前，其外交影響力越大。另外，聯合國每年委託一個非政府組織估算各國的「腐敗認知指數」，這個指數越接近100，説明這個政府越廉潔，反之，這個指數越接近零，其政府就越腐敗。根據他們的計算，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是挪威和瑞典等北歐國家。我有旅居北歐的中國朋友告訴我:「我們這兒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相信。北朝鮮的得分只有8，屬於最腐敗的那類。全世界的平均值是43，很遺憾他們測算出的中國的腐敗指數是38，在世界排行第100名。一個不光彩的現實。

　　這幾年，國內的反腐如火如荼，從落馬貪官的人數及貪腐的金額，我們無法質疑這家非政府組織的計算的公正性。如果官員的貪腐只是個案，那我們可以追究其個人的道德修養；但大面積的貪腐出現，我們就應該檢點我們的制度了。我的家鄉南京市，書記和市長都鋃鐺入獄，這是為什麼？

　　過去的30多年，中國學習引進外國的技術成功地促進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但制度的引進滯後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今天經濟發展放緩，新常態不是壞事，問題在於改革在倒退。政府每年派往國外的考察團，很多實際是去旅遊的，其次，是考察國外的基礎設施和工廠，但考察國外文化和制度等軟實力的很少。我們看到國內建設了很多巨型高樓，外表宏偉，但內部沒有內容，缺乏美感和親和力。



　　明治維新給日本人民留下了多少正面的遺産，很難實際計算出來。今天的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林，明治維新功不可沒。同樣，改革開放帶給中國人民的好處也是不言而喻，雖然國內有一部分人惡毒攻擊改革開放政策，但很少有人願意再回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我記的小學3年級時(70年代初)，在南京大冬天為了買一兩斤青菜早上3，4點鐘就要起來去菜市場排隊。偶有郊區農民把自己家種的蔬菜偷偷拿到城裏來賣被指為投機倒把沒收錢財。那是一個黑暗而恐怖的年代。但必須指出的是改革開放在制度建設方面滯後，帶來的壞處很多。有學者研究認為中國出現了第三次留學高峰，我本人是留學出來的，在國內算不上什麼人才，在國內時沒有好好讀書，所以出國留學，後來又留在國外工作，沒有給國家帶來半點損失。很有意思的是當年出國，我工作的單位説國家培養了你，你要是不回來，那國家不是白白培養你了嗎？當時，急於出國考學，就付給了單位相當於我兩年的年薪的「買身錢」換來自由。

　今天的留學熱實際是以移民為目的的，中國經濟發展了，但中國人離鄉背井的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中國人真的應該檢點一下改革開放中到底出了什麼錯誤？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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