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産業政策必要性的爭論
2017/03/29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我相信國內的讀者中，非經濟專業的人對這個命題不會太感興趣，因為産業政策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相干。但是，産業政策是要用納稅人的錢去扶植一個或一批特定的企業。所以説，這個命題不是與普通人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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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為中國是否有必要實施産業政策展開激烈的辯論，我仔細地看了那場辯論會的視頻。我不持任何偏見地評論一句：張教授的答辯和舉證可謂精闢且精彩，而林教授的邏輯十分混亂。不客氣地説，二位雖然爭論激烈但不在同一個層次，同一個級別。所以，最後回應的時候張教授找不到焦點，林教授只是用其獨特而混亂的邏輯對張教授進行攻擊。諸如：「維迎説，‘産業政策註定要失敗’，中國要實施産業政策，所以，中國就一定要失敗?」云云。
林教授應該沒有在大陸親身經歷過文革，何以活靈活現地掌握了這種文革式邏輯，並運用到今天的現代經濟學的爭論中？
我讀過張教授的著作和一些文章，對其主張應該説不陌生。張教授一貫主張市場發揮更主要的作用。但是，政府不退，市場就很難進。這裡的一個關鍵的命題是要實現小政府還是大政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過幾次行政體制改革，目的是精簡機構，但每一次的結果都是伴隨著政府進一步膨脹。吃皇糧的人實在太多了，就把一些部門分離出去，美其名曰事業單位。但事業單位還是要百姓養著。
我絲毫不懷疑在某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有選擇地實施産業政策的必要性。但是，無論實施任何産業政策都需要配有透明可控的行政體制。很遺憾的是我們只從林教授的發言中聽到了産業政策的必要性，但沒有對如何改革政府部門的具體諫言。身為政協委員的林教授不會不知道中國政府部門人浮於事的諸多弊端。如果産業政策的執行不透明，那帶來的後果一定是腐敗。産業沒有扶植起來，錢也浪費了。
林教授在具體論述産業政策時，我不知道是不知不覺，還是有意識地把産業政策範圍擴大，擴大到保護智慧財産權，政府提供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制度。
説到産業政策，戰後最有效地實施了産業政策的應該是日本。通常，日本的學界把産業政策定義為「政府對特定的産業進行保護從而改變産業結構」。那麼，産業政策的理論依據是什麼?關於這一點二位教授爭論的貌似激烈，但在理論界早已為陳詞。所謂産業政策的必要性無非在於市場不總是有效的，也就是説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還有外部性，所以需要政府來糾正市場的錯誤。
在日本負責制定和實施産業政策的是經濟産業省(原來叫通産省)，另外還有農水省。二戰以後，日本的確對一些産業進行保護，這種保護政策一直持續到今天的就是對白米等農産品的保護。但日本的農業非但沒能得到長足的發展，其糧食的自給率降到40%左右。如果産業政策還有一點效果的話，那麼日本企業生産的電子晶片，手機和平板電視就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這是日本産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的論述。
據我在日本的近距離的觀察，日本的産業政策方面做的比較好的，一是對中小企業的扶植，日本有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的政策金庫，這是一家政府銀行。另一點是政府召集基幹産業的企業負責人定期交換産業資訊，以彌補資訊不對稱。而直接發放補貼或實施關稅以及非關稅保護實際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只要跟日本研究産業政策的學界人士交流一下，他們就會坦陳曾經被政府保護的産業和企業後來發展的都不好，相反，從市場土生土長出來的産業和企業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今天的中國經濟從發展階段看，已經不是40年前，早已有了一定的技術能力，民間資本也很充沛。問題之一是缺乏配置民間資本的民營銀行。設立民營銀行和保護智慧財産權不在産業政策之列，因為這些舉措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而不是針對特定産業的。
林教授的發言中一再提到國防産業，這很滑稽，討論産業政策是為了克服市場的失敗，國防産業從來不可能被放到市場裏去競爭，更不可能有什麼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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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隆 |
中國要發展産業，當下之急是規範所有的規則，清除一切歧視民營企業的規定，把國有企業真正地放到市場裏去。政府給企業提供免費的午餐只會浪費納稅人的錢，有百害而無一利。國有企業壟斷著市場，獲得壟斷利潤，他們需要的不是進一步保護，而是儘快打破他們的壟斷。我們不難觀察到幾乎所有國有企業都患有嚴重的「成人病」，過於肥胖。北大的二位教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其積極意義就在於讓政府和納稅人認清問題所在。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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