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 小時候的語文書裏有一課是「苛政猛于虎」，説的是古代官府苛政暴斂比老虎還要兇猛。中國人自古以來對於官府的課稅是有抵觸心理的。1949年以後，中國轉型為社會主義，從理論上説，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各盡所能，不説按需分配，至少按勞分配。所以，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稅收的。

   

　　但是，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事實證明了按需分配也好，按勞分配也罷，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是不成功的，不僅在中國沒有成功，在外國也沒有成功。正因為沒有成功才有了改革開放，如果成功了，也就不需要改革開放。所以今天中國勉強地冠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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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一直停留在如何擴大生産方面，所以，歷屆總理每年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會宣佈經濟增長(GDP)目標，但關於如何合理分配經濟增長的果實，特別是稅制的建設一直停滯不前。GDP是中國人一年下來創造的附加價值的總和，那麼如何分配這些財富呢？改革開放的重點主要放在擴大生産，擴大GDP上，如何合理分配經濟增長的財富，其制度建設遠遠滯後。

   

　　毋庸諱言，今天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納稅嗎，能不繳的就不繳，能少繳的不多繳，似乎納稅成了民眾與政府的博弈。實際上合理的稅制不是博弈，而是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對於違規的進行懲罰。當然每個人都有私心，規定不明確，那麼，稅收不上來，那政府就可能癱瘓。這其中有一個矛盾，説到納稅，很多人有抵觸，説到社保，所有人都是要享受的。

   

　　我想政府不可能是巧婦，所以難為無米之炊，政府是希望創收的。但從民眾的角度看，我繳了那麼多錢給政府，誰知道政府能不能保障我看病養老？特別是當民眾看到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為自己蓋的辦公樓都豪華得超過先進國家的國會大樓，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不跟納稅人商量，那我還是少繳或不繳稅為好。這又是一個矛盾。

   

　　我觀察到，有的地方的個別讀書人主動起來向當地政府申請財稅資訊公開，結果，輕一點的被拒絕，重一點的以擾亂社會治安為理由被刑拘。這種以雞蛋碰石頭的挑戰當然會無果而終，這是事先可以預料到的，問題是這樣的話，中國人的納稅意識就不會提高。

  

　　説實話，先進國家的人也不願意納稅，但他們逃稅的不太多，有的是避稅。逃稅是違法的，避稅則是合法的，雖然，避稅往往不合理。據説，今天的美國總統很多年沒有繳過個人所得稅，但他不是逃稅，而是避稅，所以，其政敵拿他沒辦法。我們中國呢？既有避稅的，更有逃稅的。更嚴重的是稅制建設不健全，到處是漏洞。

   

　　我們很容易觀察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員為了給自己的臉上貼金，每年或多或少粉飾經濟增長率(GDP)，這一來給當地的財政官員帶來很大麻煩，經濟增長了，那麼稅收就應該相應的增長，但實際GDP沒有增長那麼多，外加逃稅的人太多，稅收不上來，怎麼辦？只有謊報稅收金額。這就是最近爆料的遼寧省的稅收謊報事件的背景之一。

   

　　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實際是學的日本的稅收體制，所謂累進稅制，收入越高，適用的稅率就越高。但中國學習日本的稅制，不徹底。日本的確是累進稅制，但日本同時實施的是綜合性納稅體制，中國到今天都是分離納稅體制。

   

　　什麼是綜合納稅體制呢？有兩份以上收入的人必須到稅務局把所有的收入合計起來報稅。比如説有一個人在自己的公司有一份工資，另外，炒股掙了錢，銀行理財也掙了錢，這些收入必須綜合起來算出合計的總收入，按照總收入來報稅。但在今天的中國是分離納稅，工資的那一份按累進稅制，工資外的收入通常繳20%的稅，更多的情況是大家不去申報，稅務局也不來查，所以，是一筆糊塗賬。

   

　　另外，像日本，財産的贈與，比如繼承遺産，要繳遺産稅，可是今天的中國，財産的轉移幾乎是無稅的。日本的遺産稅率最高可以達到50%，而中國是無稅的，所以，有錢的就越有錢，窮的就越窮。我曾經寫過，似乎日本更接近社會主義，而中國離社會主義越來越遠。

   

　　雖然沒有人願意主動納稅，那先進國家的居民為什麼相對來説納稅意識要高一些呢？第一，他納了稅可以享受納稅人應得的那份行政服務。比如説日本的地方政府的辦公大樓通常都比較小規模，沒有那麼豪華，但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修建了體育館、公民館等公共設施。你是納稅人(居民)都可以免費使用這些設施。地震了，颱風來了，你可以免費到這些公共設施裏避難，行政部門免費提供被褥和飲用水，甚至食物。

   

　　我好像很少聽説中國的什麼地方政府對居民開放他們的豪華辦公場所。非但不開放，市政府，甚至區政府都有持槍荷彈的警衛把守。我一直弄不明白，你們口口聲聲自己是人民的公僕，那你為什麼那麼怕你的公僕呢?

   

　　民主國家相對來説民眾的納稅意識高一點的另一個原因是，無論你是有錢人還是窮人，無論你是有權人，還是一介草民，只要你是成人，你都有投票權，市長縣長看到你絕對不敢跟你裝孫子或蠻橫。在中國你是一介草民你絕對見不到你的市長長什麼樣。因為市長不對你負責，他只對他的上家負責。

  

柯隆

　　説來説去，中國在技術上和先進國家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但在制度上的差距遠遠沒有縮小。一個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太大，什麼人都有，社會矛盾複雜，既有物理反應，也有化學反應，最後就成了一個沼氣池，沼氣不用掉或放掉，有一天一定會爆炸的。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坦承社會矛盾已經很激烈，應該説這是一大進步，但必須説國務院是解決這些問題的責任人。中國不僅要為擴大生産擴大GDP健全有關體制，還要為合理分配經濟增長的果實建設有關體制，其中包括改革政治體制。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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