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雖然我一直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但我從來不去閱讀中國官媒的文章，因為我不喜歡讀枯燥無味的説教性的文章。在日本也有一些傳教組織送來一些他們的説教資料，我從來不看，一定是跟廢報紙一起扔掉。

   

　　我一直認為這個世界上最認真閱讀中國官媒文章的是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一字一句地解讀，總是希望從那些文章的字裏行間解讀出些什麼。這些人永遠不可能成為我的朋友，那樣做事的人會變的越來越枯燥無味，沒有情商，看問題的方法也越來越定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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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日本經濟學家竹內宏生前有一部著作《活的經濟學》，好像也被翻譯成漢語出版。我研究中國經濟更喜歡研究一些活的話題、活的人和事。畢竟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不是以官媒為核心而轉動的。其中，我更關心中國年輕人的喜好和動向。

   

　　近日，上網查看年輕人都在幹什麼？我突然發現，中國的社會比我這個生活在國外的中國人想像的要變化的快得多。今天30歲以下的年輕人和紐約乃至東京的年輕人沒有兩樣。誠然他們身上仍然有中國社會傳統特殊的烙印，但他們思想和生活方式早已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禁錮，我在他們身上根本看不到中國封建王朝文化留下的烙印，也找不到49年後政治運動的傷痕。

   

　　我記的多年前有一個美國學者到深圳調研當地第二代農民工的生活，問那些在工廠打工的年輕人，知不知道誰誰誰？這位學者説的是當時的國家領導人的名字。結果被訪的年輕人有80%莫名其妙地反問：「他是誰？」我一直以為這只是一個個案，農民工嗎，每天長時間在工廠裏打工，不會去關心國家大事。但我從網上一些文章和視頻發現今天的年輕人生活的離政治十萬八千里。這個國家無論發生任何大事小事似乎都跟他們沒有關係，他們早已是地球村的一分子。説的嚴重一點，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哪個國家的人，全球化的結果就是不斷沖淡民族認同感(identity)。

   

　　我突然發現中國的政治家和給官媒撰文的作者們，他們其實遇到一個尷尬的局面。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要宣傳的對象早已不聽官媒的忽悠，非但如此，這些年輕人生活在網路時代，他們正在不斷創造和發明自己的語言，這些語言連我這個60後的人都要百度一下才能明白。比如我看到「顏值」這個詞，完全暈了，猜不出是什麼意思。請問他們怎麼會有耐心去讀官媒的陳詞呢？

   

　　我聽説今天的大學還有所謂的政治輔導員，但我不知道這些人怎麼來輔導這些來自地球村的年輕人？憑我對今天年輕人的有限的觀察，我發現今天的年輕人比他們的長輩更注重自我，在他們的心目中自己才是核心。中國有句話叫「以人為本」，但我看，年輕人是「以己為本」，這種事情無所謂好壞，這只是客觀的事實，你無法改變它，只能接受它。

 

   

　　問題是政治家和官媒的執筆者們似乎很尷尬，他們並沒能與時俱進。試想如果你要求年輕人為國家做貢獻，他們一定會覺得莫名其妙：做什麼貢獻？為自己做貢獻。我想中國要想江山不變顏色，那一定要與時俱進地去適應這些年輕人，因為再過10年或20年，他們就是國家的主人翁了。難怪毛澤東把年輕人比作早上8、9點鐘的太陽。

    

　　今天60歲以上的人喜歡唱紅歌，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們的青春期，除了紅歌沒別的文藝娛樂，但等這些人老了唱不動了，我想就不會有人再去唱紅歌。今天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是看好萊塢大片、恐怖片和日本的動漫長大的，《紅燈記》裏的李玉和，還有《沙家浜》裏的阿慶嫂，都跟他們沒有關係。

   

　　全球化時代，隨著生活方式不斷趨同，價值觀也一定不斷趨同。這個歷史車輪已經是不可阻擋的了，所以，今天的「大人們」不應該像100年前堅持女孩要裹腳的那些家長和老人。

   

柯隆

　　我知道中國還有一些人出於自己的烏紗帽反對所謂的普世價值，其實，無論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是今天所説的普世價值，不是洪水猛獸，剛剛過去的5·4紀念日，大家應該還記得德先生和賽先生。打一個比方，中國特色就像方言，普世價值就像普通話。要讓老人們去説普通話當然很難，同樣，年輕人通常不自不覺的都説普通話，而且他們新造的詞語一定是普通話的。我小的時候聽國家領導人講話，包括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他們的話都太難懂了，後來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説話也很費勁。但今天的領導人們的普通話都很容易懂，所以社會進步一定是按部就班的，不可性急，也無法阻擋社會進步。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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