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今天的中國社會流行著一個説法，叫做「啃老」，意思好像是年輕人蹭自己父母的錢財。但今天的中國老人在他們年輕的時候沒有任何機會啃老。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的近30年，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到底留給了中國人一些什麼樣的遺産？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搞到最後國民經濟頻于破産。我們今天説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産幾乎全部都是封建王朝時代留下來的，比如唐詩宋詞，王羲之的墨寶，雖説秦始皇乃一暴君，但畢竟留給子孫一座長城。當然，今天，我們看到的長城很多是明長城。

   

　　49年以後的30年留給我們民族太多的傷痕。我們今天無法統計49年以後到底燒燬了多少古書字畫，北京的古城牆也被不肖子孫破壞殆盡。我們無法想像革命小將居然去掘了孔子的祖墳，這和塔利班好有一比。小將們不懂事，當時的大人們也不懂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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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年以後的30年，為什麼沒有留下任何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只要我們翻看一下流傳至今的古代文化瑰寶就可以發現，無論是《長恨歌》還是《竇娥冤》沒有一件作品是歌頌宣傳皇帝的。我想當時也一定有拍馬屁之作，但很快被人們遺忘。所以，當文藝作品被定位為宣傳工具，就自然喪失了生命力。也許我們這個時代本身就不是一個出文學名著的時代。

   

　　軟體不行，那麼硬體呢？改革開放以前修的紅旗渠顯然是勞民傷財，運動式的大躍進留下的只是塊塊瘡疤。改革開放以後修的三峽大壩，專家學者也早有評説，其對自然生態的影響將是永久的。

   

　　登過泰山的人，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到山頂有一塊很大的石刻，上面寫著「建設好泰山」。字的好賴我不評説，這位80年代的領導要他的子民去建設好泰山，這難道不是恐怖行為嗎？像泰山這樣的歷史文化遺産只能保護，不能建設。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很遺憾，那個年代的人被灌輸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産」的荒謬理論，他們的所謂建設實質就是破壞。

  

　　明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現在，中國人有錢了，特別是中國的官員和商人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群。那麼中國人，特別是有錢人要留給後人怎樣的遺産呢？

  

　　翻開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史，一定會看到美第奇家族的貢獻。歐洲的貴族留給後人的文化遺産造福著他們的後人至今。中國的富人們似乎沒有那麼遠大的志向，不要説解放全人類，那怕是稍稍做一點慈善都想著從中多獲得一點回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富人只要做一點慈善，就大肆宣揚，生怕別人不知道。準確的説，那不是慈善，只是做廣告罷了。

   

　　我們在今天的中國可以找到世界上最宏大的政府大樓，但我們找不到一座世界頂級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幾年前，終於有一位中國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此前一位留法的中國作家曾獲得該獎，不知為什麼，國內不認同我們這位華裔作家。獲得諾獎的物理學家可以在清華大學獲得一座高級別墅，看來這裡面有一些不為我知的潛規則）。儘管我們有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但今天的文藝作品的生命力是否旺盛，你知我知。

 

   

　　文化和文藝的輝煌需要一個自由的空間，這是放之天下而皆準的道理。我在日本看到有人把郭沫若寫的「階級鬥爭好」的毛筆字拿到網上賣，結果沒人買。作為一個文人，無論你身前名聲再大，日後天下人自有公斷。

   

　　最近這段時間，日本的政壇不斷爆出醜聞，主要是執政黨議員和官員的醜聞。有媒體要我評論這些事，我説：「你要我評論醜聞嗎？」我要説的是，無論我們活在任何時代，作為一個人都應該追求崇高，否則，人很可能喪失尊嚴。人活得要有自尊，要知道羞恥。我們可以安心地做一個小人物，但我們不能做小人。小人和小人物，一字之差，天壤之別。一個社會有很多小人物，這很正常，但一個社會小人多了就不好辦了。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隆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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