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在中國國內，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網路上的社交媒體，似乎都講究要有正能量。特別是傳統媒體所起的作用要求其是對社會有正面的引導作用。關於這一點，國外媒體的指責有很大不同，國外媒體所起的作用更主要的是監督和批評，所以，他們披露出來更多的負面消息和社會陰暗面。我想這樣的差別主要跟各國的國情有關。

 　　　　　　　　　　　　　　　　　

　　儘管如此，通過國內外的媒體報道，我還是看到了很多令人難忘的疫情下的側面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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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漢疫情肆虐的時候，來自全國的醫護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奔赴武漢醫療現場，當時武漢的情況緊急，特別是防疫初期，口罩防護服嚴重不足，造成大量醫護人員感染上病毒。這些醫護人員明知自己有感染的可能，仍然義不容辭奮鬥在第一線。堪稱可歌可泣。

 　　　　　　　　　　　　　　　　　

　　在國外，愛爾蘭的醫護人員嚴重不足，曾經是醫生的巴拉克總理毅然決然地穿上白袍，重操舊業，每週利用一天時間去醫院參加治療病患。

 　　　　　　　　　　　　

　　在瑞典，卡爾・飛利浦王子的夫人，索菲亞王妃親自去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的醫院為醫生和護士做義工。這些人堪稱身居高位，但其所作所為可以説是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用范仲淹的話説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

 　　　　　　　　　　　　　　 

　　美國紐約一個醫生下班開車回家，可能是歸心似箭，亦或是因為封城路上車很少，不知不覺中車速超過了最高限速，被警察攔下。當警察檢查了他的駕照，知道眼前的這位是個醫生，警察回到自己的警車，拿了警局發給自己的一包口罩交給醫生，沒有開罰單，舉手敬禮説：您可以走了。看到這個事例，我自然地覺得哪怕是執法也應該講一點人性。

 　　　　　　　　　　　　

　　我生活在日本，所見所聞自然更多一點。

 　　　　　　　　　　　

　　在日本，居民扔垃圾是要嚴格分類的，且每天扔什麼垃圾有嚴格規定，特別是生活垃圾都是要裝進塑膠垃圾口袋才能扔。一天，東京某地的清掃員在回收垃圾時，發現垃圾口袋上用透明膠布粘著一封信，打開一看，上面寫著：「回收垃圾的諸位，辛苦了。對你們，我們從來都心懷感激，眼下新冠病毒傳染不斷擴大，希望各位多加小心，保重身體！」負責回收垃圾的清掃員應該説回收垃圾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且在社會上算不上身居高位，但一個和諧社會的的確確需要有起碼的良知和人與人之間的尊重。

 

　

　　就在這時候，北京的朋友通過微信發來一個關於日本的報導，説一個在靜岡縣立大學留學的中國留學生，本來計劃3月畢業後就回國工作的，不巧遇到疫情肆虐，中日兩國間的國際航班都停飛了，回不去，租的房子只能住到3月底，簽證也到期了，雖然日本政府補發了短期滯在的簽證，因為不是留學簽證，所以不能打工。這樣一來生活沒有著陸不説，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最後，這位留學生曾經打工的一家拉麵店破例開門賣便當，為的是為這位中國留學生募捐。店主店員通過社交網站把此資訊擴散出去後，於是，到府買外賣的客人不斷，很快店主店員共同努力籌集到30萬日元，相當於近兩萬人民幣，捐贈給了這位陷入困境的中國留學生。

 　　　　　　　　　　　

　　這些事例本身就是正能量，不需要用文字去渲染，或過分解讀，因為這是每個社會應有的道德和常識，我只想用一句話結束這篇專欄文章：善良是文明社會的基礎。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日經中文網觀點

　　　　　　　　　　　　　

柯隆

柯隆 簡歷：

 

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富士通綜合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出生於中國南京。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研究專題：開發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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