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外交」使日本「不戰自敗」
2016/02/04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據共同社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月19日在東京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發表致辭，表示想在亞洲推進力圖與擁有民主、法治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攜手的「價值觀外交」。安倍強調「在亞洲，一個擁抱自由、人權、民主，尊重法治的時代將拉開大幕。日本將繼續成為其中的一員」。
所謂「價值觀外交」，就是強化與共用尊重民主主義和人權價值觀的國家的關係的外交方針。
按照日本的外務省説明，就是「基於普遍的價值（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的統治、市場經濟）的外交」。
「價值觀外交」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創始人Irving Kristol（1920年-2009年）提出的,而日本的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等人受其影響,建立了一種日本的外交觀。
2006年11月30日，第一次安倍內閣的外務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演講時，首次提出推動建立一條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外交方針。當時外務省官員表示，這將成為今後20年日本外交一大方針。
麻生在演講中指出，日本本來有兩個主要外交基軸，第一是「強化日美同盟」，第二是「強化與中國、南韓、俄羅斯等鄰國的關係」，現在是多添一個新基軸的時候了。其理念是，向國際社會推展「價值外交」，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為此，日本將在歐亞大陸週邊，積極推動建立一條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弧帶。
雖然麻生首次提出這個概念，但所謂「價值觀外交」的思想，在安倍晉三的著作《走向美麗的日本》中就提出來了。他在2006年7月出版的著作《走向美麗之國》中指出：如果日、美、澳、印四國首腦或外交部長能在一起開會，討論從戰略的觀點出發，將我們的普世價值觀(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律的統治)為亞洲共有，那將是多麼好的事呀!日本應該為實現這種討論發揮領導作用。(《走向美麗之國》，日文版，160頁)。
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擔任首相不久的安倍晉三向國際非政府組織《世界報業辛迪加》投稿並在該組織網路上發表，深化了他在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的思想。他在文章提出了「鑽石安全保障構想」，明確提出遏制中國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聲稱在東海及南海領土爭端中，南海正在成為「中國的湖」，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夏威夷要連成鑽石形，也就是菱形的海洋線包圍網，與亞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確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間的海上航行自由。
筆者認為，所謂「價值觀外交」，是一種十分不成熟的外交模式。Irving Kristol作為學者提出來這種觀點無可非議，但是將此作為一個國家的基本的外交方針，則對這個國家很不利。
首先，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之間，和沒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相比，進行外交的需求度和難度比較低，比如歐盟，因為具有同樣的價值觀，最後就不太需要外交了，而是連接成一個國家共同體,而外交的需求度大的國家，正是價值觀不同的國家。由於價值觀不同，需要與其細緻磨合，反覆磋商，互相解釋，加深理解。一般認為，外交是「國家使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與他國的交涉行為」，但是，在目前國際化的潮流下，國家、民族、地區正從一個個分散而孤立的族群走向在世界規模的舞臺上分工合作，互相競爭互相促進，互為補充互利共贏，現在的中、日、美及世界其他的重要地區，早已結成一個絲絲入扣、節節相聯、起承轉合、缺一不可的産業鏈、金融鏈、商業鏈甚至生活鏈，一損皆損，休戚與共，如果反目動武，每一發打向對方的炮彈都如同打在自己頭上；每一次封鎖對方的行動都是作繭自縛。
而這樣的産業鏈、金融鏈、商業鏈甚至生活鏈不是以共有的「價值觀」為紐帶連接而成，而是由全球整體性經濟佈局中的「國際分工」來連接，因此外交在「使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兼顧到「雙贏」的原則，而要取得雙贏，在歐盟那樣的價值觀一致的國家之間比較容易進行，所謂「外交濃度」的需求量較低，因此外交的重點正是那些價值觀不同的國家。
其次，所謂「價值觀外交」，容易使人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與日本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是「善」，而與日本有不同價值觀的國家是「惡」的感覺，而外交最重要的前提，則是承認不同價值觀的合理性，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不同的國家。首先有了「善」與「惡」的外交價值定位，就會事先在與具有不同價值觀的國家所進行的外交中設置先入為主的障礙與距離，可以説是在外交上「未戰先敗」。
第三，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其實是一種文化的綜合體現。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和地區的人們適應自然的手段，由於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不同，必然會産生具有各自民族特性的不同的文化，而各種文化形態的形成，也都具有其必然性與目的性，這種目的需要一種載體去表現和實現，而這種載體，作為動物，體現出一種神秘的本能；作為人類，則體現為本能和文化兩個方面。黑格爾説，「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他揭示了存在和目的一致性，也就是説，自然界本身是一個有著目的性的運動發展過程，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認識世界運動發展的目的性和規律性及其內在關係，這種認識的結晶就是文化，而在不同的地理、天文條件産生的文化，就是對不同目的性和規律的認識的直接的、間接的甚至是扭曲的反映，從文化人類學的意義上來説，它具有使自己的族群連綿不斷地繁衍和擴大的功能性，這種功能性，決定了文化本身是一種宿命，文化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它拒絕統一的價值尺度的評價，它是人類生物學意義以外的另一種遺傳基因，它是隱秘在一切政治、外交及社會活動中的原動力。而「價值觀外交」，會給人有一種「文化的優越性」的感覺，在這種感覺中進行外交活動，很難使對方，特別是具有不同價值觀的對方産生親切感和認同感。
而日本在亞洲推行「價值觀外交」，不利於亞洲的穩定，也有損於日本的國家利益。
據共同社1月24日獲悉，中國對就朝鮮問題舉行日中外長電話會談表現出消極的態度。會談的實施尚無眉目。熟悉日中關係的消息人士推測稱「與在中國國內不受好評的安倍政府就核問題合作到何種程度，政府內部意見還沒有統一」，提議舉行電話會談的日方則對此感到不滿。
筆者認為：這種結果很可能與安倍最近主張在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有關。最近日本加緊與南韓改善關係，安倍在1月18日的參院預算委員會強調，日韓慰安婦問題的協議「對於日本安保也有重大意義」，在19日又強調在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大有團結南韓對付中朝的意味，這就不能不使中國想到安倍「價值觀外交」中「中國包圍網」的主要內涵，因此從地緣政治學力學平衡的角度來考慮，中國會在多大程度回應日本「共同對應朝鮮問題」的要求，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價值觀外交」使安倍政權的對華外交和東北亞外交出現了一種自相矛盾的模式，那就是朝鮮處於安定狀態時，就宣揚建立「中國包圍網」，一但朝鮮有了風吹草動，就要求中國和日本等聯合起來對付朝鮮，但是這兩個外交命題在外交效果上是互相抵消的關係，是使日本在對華外交和東北亞外交上「不戰自敗」的模式。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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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日本的外務省説明，就是「基於普遍的價值（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的統治、市場經濟）的外交」。
「價值觀外交」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創始人Irving Kristol（1920年-2009年）提出的,而日本的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等人受其影響,建立了一種日本的外交觀。
2006年11月30日，第一次安倍內閣的外務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演講時，首次提出推動建立一條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外交方針。當時外務省官員表示，這將成為今後20年日本外交一大方針。
麻生在演講中指出，日本本來有兩個主要外交基軸，第一是「強化日美同盟」，第二是「強化與中國、南韓、俄羅斯等鄰國的關係」，現在是多添一個新基軸的時候了。其理念是，向國際社會推展「價值外交」，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為此，日本將在歐亞大陸週邊，積極推動建立一條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弧帶。
雖然麻生首次提出這個概念，但所謂「價值觀外交」的思想，在安倍晉三的著作《走向美麗的日本》中就提出來了。他在2006年7月出版的著作《走向美麗之國》中指出：如果日、美、澳、印四國首腦或外交部長能在一起開會，討論從戰略的觀點出發，將我們的普世價值觀(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律的統治)為亞洲共有，那將是多麼好的事呀!日本應該為實現這種討論發揮領導作用。(《走向美麗之國》，日文版，160頁)。
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擔任首相不久的安倍晉三向國際非政府組織《世界報業辛迪加》投稿並在該組織網路上發表，深化了他在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的思想。他在文章提出了「鑽石安全保障構想」，明確提出遏制中國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聲稱在東海及南海領土爭端中，南海正在成為「中國的湖」，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夏威夷要連成鑽石形，也就是菱形的海洋線包圍網，與亞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確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間的海上航行自由。
筆者認為，所謂「價值觀外交」，是一種十分不成熟的外交模式。Irving Kristol作為學者提出來這種觀點無可非議，但是將此作為一個國家的基本的外交方針，則對這個國家很不利。
首先，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之間，和沒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相比，進行外交的需求度和難度比較低，比如歐盟，因為具有同樣的價值觀，最後就不太需要外交了，而是連接成一個國家共同體,而外交的需求度大的國家，正是價值觀不同的國家。由於價值觀不同，需要與其細緻磨合，反覆磋商，互相解釋，加深理解。一般認為，外交是「國家使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與他國的交涉行為」，但是，在目前國際化的潮流下，國家、民族、地區正從一個個分散而孤立的族群走向在世界規模的舞臺上分工合作，互相競爭互相促進，互為補充互利共贏，現在的中、日、美及世界其他的重要地區，早已結成一個絲絲入扣、節節相聯、起承轉合、缺一不可的産業鏈、金融鏈、商業鏈甚至生活鏈，一損皆損，休戚與共，如果反目動武，每一發打向對方的炮彈都如同打在自己頭上；每一次封鎖對方的行動都是作繭自縛。
而這樣的産業鏈、金融鏈、商業鏈甚至生活鏈不是以共有的「價值觀」為紐帶連接而成，而是由全球整體性經濟佈局中的「國際分工」來連接，因此外交在「使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兼顧到「雙贏」的原則，而要取得雙贏，在歐盟那樣的價值觀一致的國家之間比較容易進行，所謂「外交濃度」的需求量較低，因此外交的重點正是那些價值觀不同的國家。
其次，所謂「價值觀外交」，容易使人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與日本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是「善」，而與日本有不同價值觀的國家是「惡」的感覺，而外交最重要的前提，則是承認不同價值觀的合理性，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不同的國家。首先有了「善」與「惡」的外交價值定位，就會事先在與具有不同價值觀的國家所進行的外交中設置先入為主的障礙與距離，可以説是在外交上「未戰先敗」。
第三，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其實是一種文化的綜合體現。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和地區的人們適應自然的手段，由於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不同，必然會産生具有各自民族特性的不同的文化，而各種文化形態的形成，也都具有其必然性與目的性，這種目的需要一種載體去表現和實現，而這種載體，作為動物，體現出一種神秘的本能；作為人類，則體現為本能和文化兩個方面。黑格爾説，「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他揭示了存在和目的一致性，也就是説，自然界本身是一個有著目的性的運動發展過程，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認識世界運動發展的目的性和規律性及其內在關係，這種認識的結晶就是文化，而在不同的地理、天文條件産生的文化，就是對不同目的性和規律的認識的直接的、間接的甚至是扭曲的反映，從文化人類學的意義上來説，它具有使自己的族群連綿不斷地繁衍和擴大的功能性，這種功能性，決定了文化本身是一種宿命，文化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它拒絕統一的價值尺度的評價，它是人類生物學意義以外的另一種遺傳基因，它是隱秘在一切政治、外交及社會活動中的原動力。而「價值觀外交」，會給人有一種「文化的優越性」的感覺，在這種感覺中進行外交活動，很難使對方，特別是具有不同價值觀的對方産生親切感和認同感。
而日本在亞洲推行「價值觀外交」，不利於亞洲的穩定，也有損於日本的國家利益。
據共同社1月24日獲悉，中國對就朝鮮問題舉行日中外長電話會談表現出消極的態度。會談的實施尚無眉目。熟悉日中關係的消息人士推測稱「與在中國國內不受好評的安倍政府就核問題合作到何種程度，政府內部意見還沒有統一」，提議舉行電話會談的日方則對此感到不滿。
筆者認為：這種結果很可能與安倍最近主張在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有關。最近日本加緊與南韓改善關係，安倍在1月18日的參院預算委員會強調，日韓慰安婦問題的協議「對於日本安保也有重大意義」，在19日又強調在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大有團結南韓對付中朝的意味，這就不能不使中國想到安倍「價值觀外交」中「中國包圍網」的主要內涵，因此從地緣政治學力學平衡的角度來考慮，中國會在多大程度回應日本「共同對應朝鮮問題」的要求，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價值觀外交」使安倍政權的對華外交和東北亞外交出現了一種自相矛盾的模式，那就是朝鮮處於安定狀態時，就宣揚建立「中國包圍網」，一但朝鮮有了風吹草動，就要求中國和日本等聯合起來對付朝鮮，但是這兩個外交命題在外交效果上是互相抵消的關係，是使日本在對華外交和東北亞外交上「不戰自敗」的模式。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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