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瑞典學院10月5日宣佈，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出生於日本長崎市的英國小説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62歲）,他成為繼1968年的川端康成、1994年的大江健三郎之後，時隔23年獲獎的第3位生於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石黑一雄也是一位與中國有緣分的作家，其祖父石黑昌明曾在與中國緣分很深的東亞同文書院學習（第五期生），父親石黒鎮雄1920年4月20日生於上海，而石黑本人也有作品以上海為背景。

 

川端康成在神奈川縣鐮倉市自家書房寫書稿（川端康成紀念會提供）

 

　　這也使我想起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是日本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也是亞洲第二位得到這個殊榮的作家，他之所以能摘取世界文學的最高桂冠，是因為他以「卓越的感受性……並用小説的技巧，表現了日本人心靈的神髓」，同時也因為他「在架設東方與西方的橋樑上做出了貢獻」(見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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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端康成同樣也是一位和中國有很深緣分的作家，他家祖祖輩輩信仰中國高僧隱元在清初帶到日本的黃檗宗，而他本人在創作中積極吸收中國文化的精神，在他的作品中，禪宗精神表現得非常充分，老莊、儒學精神也都有所體現，而中國古老的易學在他的作品中更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和中國棋士吳清源無論是戰前還是戰後都交往密切，可以説是密友，而吳清源從小受私塾教育，對中國的古典，特別是易學，有著相當深的研究，並把易學運用在他的棋藝中。川端康成受其影響，讀了一些中國古代的天文、曆法、易學和思想方面的書，對易學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而且在他和吳清源密切交往的時期，也正是他寫出滲透著易學之神秘幽光的傑出作品的時期。

 

　　他還非常熱心地收藏中國古代書畫，對中國南宋畫家梁楷、北宋畫家李迪等都非常喜愛，也收藏過清代八大山人的作品及宋代汝窯瓷器等中國美術品。

 

　　而鮮為人知的是，他也是中日友好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積極的促進者，甚至三次向日本首相進言，促進中日復交。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他與小説家、劇作家久米正雄、小説家、詩人高見順等著名作家成立的鐮倉文學研究小組積極推進中日友好運動,1951年，他和推進日中友好的人士真鍋藤治、村上秀信等人成立了「日中友好大和高座支部」，而且在中日關係實現正常化的前一年,也就是1971年，曾三次通過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的夫人佐藤寬子，促請佐藤首相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據佐藤寬子的《佐藤寬子的宰相夫人秘錄》，佐藤榮作一家和川端康成一家的交往，是因為佐藤榮作在任首相時的別邸與鐮倉市長谷的川端家宅邸相鄰。

 

　　佐藤榮作在擔任首先期間，希望每週有一天能夠完全靜養，在原日本駐聯合國大使加瀨俊一的介紹下，租借了這座別邸。這座房子原來是加賀藩主前田家的別墅。那時他們和川端康成家一到新年都互相登門祝賀，佐藤寬子是川端康成的粉絲，幾乎讀過川端康成所有的作品，而佐藤榮作本人也很喜歡和川端康成交往，兩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佐藤家的別邸，佐藤榮作沒有招待過政界和財界的人士，對於媒體的採訪也一律拒絕，但是卻有時招待川端康成等住在鐮倉的作家們，一邊進晚餐一邊歡談。有一次，佐藤榮作開玩笑地對川端康成説：「川端先生，偶爾也寫一點供男人讀的小説好嗎？」當時川端康成似乎有些驚訝，臉上浮現出奇妙的笑容，沒有説什麼。

 

　　1971年11月，川端康成突然從東京都內的酒店給佐藤寬子打電話，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見您。」

 

　　佐藤寬子來到酒店後，川端康成説出了令她感到意外的話：

 

　　「我明年將出席在中國召開的世界文學家大會，我想問您的是，佐藤先生對與中國復交是怎麼想的？」

 

　　看到他非常認真的表情，佐藤寬子有些吃驚，她説：「我不知道，這樣的外交問題，他不對我説……」

 

　　川端康成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像是自言自語地説：「周恩來這個人，是一個性格很強韌的人，要想和他打交道，不下很大的決心是不行的。」

 

　　佐藤寬子認為：川端先生是想知道，佐藤是否有實現日中復交的打算，雖然這是一個很難的事情，但是希望佐藤積極推進，並通過我向佐藤確認。但是最後，川端先生像是有些羞澀地説：「今天説的話，別對佐藤先生説了。」

 

　　又過了約一個月，川端再一次給佐藤寬子打電話説希望見面，見面後，他先説：「務必把我的話傳達給佐藤先生」，然後又問起了中國問題，他説：「佐藤先生不想解決這個問題嗎？」

 

　　這次佐藤寬子把川端的話傳達給了佐藤榮作，佐藤榮作回答説：「你再見到川端先生，和他這樣説：非常感謝他有這樣的志向，我實際上是想做這件事情的，但是遺憾的是，在（1972年）5月15日實現沖繩回歸後，我打算辭掉首相。」

 

　　過了不久佐藤寬子再次見到了川端，川端第三次問起這個問題，佐藤寬子傳達了佐藤榮作的話，川端説：「是這樣。」顯得很失望。（見佐藤寬子《佐藤寬子的宰相夫人秘錄》，朝日新聞社，1985年版，181-195頁）

 

　　佐藤榮作確實希望推進中日復交， 2004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出版的一本回憶錄《自省錄——作為歷史法庭的被告》，記錄了佐藤榮作試圖推動中日復交的過程。

 

　　中曾根康弘認為：佐藤榮作的功績除了促使沖繩歸還日本等外，「雖然不太引人注意，但是他為日中復交鋪平了道路。」（中曾根康弘《自省錄——作為歷史法庭的被告》，新潮社，2004,89頁。）

 

　　他經香港向中國派了密使，這一工作委託給了一個叫江鬮真比古的人，佐藤首相對江鬮説：「你要把到目前為止你與中國之間的交往直接告訴可能成為新一代首相的三名侯選人」，江鬮因此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彙報給了田中角榮、福田赳夫和中曾根康弘，那時佐藤榮作並沒有把大平正芳放在眼裏。

 

　　佐藤榮作1971年9月托江鬮真比古帶給周恩來一封親筆信，信中説想就日中邦交正常化訪華，和中方交換意見，但由於當時日本與台灣關係不明確，建議被周恩來拒絕。據説佐藤後來又寫了一封表示尊重對方意向的親筆信，第二年4月轉到周恩來手中，6月江鬮真比古終於拿到了周恩來的回信並交給了佐藤，然而，此時佐藤已經註定下臺，日中建交計劃也消失了。（《自省錄——作為歷史法庭的被告》，89-90頁。）

 

　　這以後，雖然佐藤榮作不得不辭去首相職務，對他來説，壯志未酬是很遺憾的，而在他辭職後不到三個月，田中角榮訪華，簽署了日中復交的共同聲明，但是日中復交的準備工作，是在佐藤時代完成的。（《自省錄——作為歷史法庭的被告》，91頁。）

 

　　1972年1月，佐藤榮在作施政方針演説中説：「在一個中國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今後為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現國交正常化，開始展開政府間的對話是當務之急。」（《佐藤內閣總理大臣在第68屆國會上的施政方針演説》，日本外務省《我國外交近況》，昭和47年，第16號）

 

　　但是川端康成沒有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于1072年4月16日離世，1972年6月3日，在鐮倉靈園舉行了川端康成的納骨儀式，當時仍在首相任上的佐藤榮作也前來參加川端家的納骨儀式。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張石 簡歷：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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