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田裕之：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Romer)兩位美國經濟學家。自1969年第一次頒獎以來，這已經是第50次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獲獎的學者和沒有獲獎的學者的差異在哪呢？本文以對於經濟學來説最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同時也是此次獲獎的保羅·羅默的專業「經濟增長理論」為例，探索了獲獎的條件。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者截至2017年累計達到79人。按國籍來看，美國為53人，佔到近7成，明顯超過其他國家。原因顯而易見，在第2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學的中心地從歐洲轉移至美國。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實力明顯領先。在美國的一流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取得研究業績後在美國的大學獲得職位，是研究經濟學的很多人的目標。總之，美國國籍的經濟學者更為有利。實際上，從獲獎者的出生地來看，44人為美國，按國籍來看則達到53人，這顯示出移居美國後取得美國國籍的研究者很多。

   

　   在以美國為中心的主流派經濟學的根基處，存在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信賴。在東西方冷戰持續的時代，倡導「資本主義社會不久崩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馬克思經濟學保持一定勢頭，在二戰後的日本，由信賴市場的「現代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陣營壟斷講座的大學很多。在對抗東方的意義上，倡導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投去懷疑目光的學説和理論的學者一直被排除在評選範圍之外。

 

      作為例子，英國康橋大學的瓊·羅賓遜（1903～83）的名字經常被提到。他為壟斷競爭的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雖然多次成為候選人，但最終未能獲獎，這是因為他曾嚴厲批評主流派經濟學。「如果瓊·羅賓遜獲獎，或將進一步譴責屬於主流派的新古典派經濟學。本來就存在拒絕接受的風險」，此前的評選委員會成員這樣表示。

  

　   在當時的英國，除了瓊·羅賓遜以外，還有其他優秀的學者。其中之一是牛津大學的羅伊·哈羅德(Roy Harrod，1900～1978）。羅伊·哈羅德完成了宏觀經濟學的「動態化」，提出了經濟增長理論的模型，但仍未能獲獎。根據被稱為「哈羅德-多馬模型」的經濟增長模型，保持充分就業、穩定維持經濟增長的「均衡增長率」是由儲蓄率和資本係數（資本的生産效率）決定的。這個簡潔的模型顯示出，如果增加儲蓄，並將資本高效用於投資，經濟增長率將提高。不過，要實現均衡增長，經濟增長率和勞動力的增加率需要保持一致，顯示出一旦偏離均衡增長、失業率就將上升、或通貨膨脹率提高這一極為不穩定的狀態。

 

　   日本京都大學的教授依田高典分析稱，「羅伊·哈羅德的動態經濟學正像被諷刺為‘哈羅德的刀’那樣，可以解釋為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提出疑問，這或許是被一部分自由主義陣營敬而遠之的原因」。

 

　   與羅伊·哈羅德形成對照，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泰斗、1987年順利獲獎的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名譽教授羅伯特·索洛。他以「哈羅德-多馬模型」作為草案，提出了由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這3個變數構成的經濟增長模型。設計出計算3個要素對經濟産生的影響的公式，證明了對經濟增長貢獻度最高的是新技術。羅伯特·索洛的理論作為顯示出經濟保持穩定增長的道路的「新古典派增長模型」不斷普及。

  

      對於評審委員會來説，索洛應該是「能夠放心授予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但是索洛本人心中卻感到矛盾。索洛原本是關心失業和經濟減速的凱恩斯經濟學者，其擔心自己建立的經濟模型將作為背離凱恩斯經濟學世界的理論陷入獨立。

  

      索洛在諾貝爾獎的頒獎儀式上表示，「聚焦技術伴隨著一個副作用。那就是我對有效需求問題的注意遠遠不夠。均衡增長的理論十分需要有關背離均衡增長路線的理論。如何整合長期和短期的宏觀經濟學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除了索洛外，還有一位在經濟增長理論領域取得巨大成績卻未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他就是活躍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宇澤弘文（1928～2014年）。他將消費和投資兩個部門加入經濟增長模型中，解明瞭新古典派經濟學框架中的經濟增長機制。較索洛1個部門的模型相比更具有通用性。雖然在學術界獲得了很高評價，不過與羅賓遜關係親近的宇澤1968年回國後，頻頻作出被視為反市場主義的言行，這似乎令評審委員會感到警惕。

    

宇澤弘文

      冷戰結束後，新古典派經濟學愈發佔據優勢，新古典派的經濟增長理論至今仍席捲經濟學界。將最適當決定個人和企業儲蓄及投資的行動應用於整體經濟的「最適當增長理論」、考察經濟受到外部衝擊後，經濟如何波動，企業活動如何變化的「真實經濟週期理論」（建立該模型的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史考特在200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及由保羅·羅默(Paul M.Romer)設計、將技術進步加入模型的「內生增長理論」等理論相繼誕生。

      

      主流派經濟學能夠安然處之嗎？從冷戰結束至今已近30年。2008年的雷曼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陷入混亂，貧富差距擴大等資本主義社會的扭曲現象突出，肯定全球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遭到越來越強的批評。走上保護主義的川普政權與經濟學界的分歧也出現擴大，但是主流派的姿態似乎並未發生改變。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如果能夠對於市場的失敗提出新的、富有想像力的證明，在學術界的評價將提高，不過經濟學家面對輿論，將團結一致擁護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最近在學術界，顯示如何令陷入功能不全的市場發揮作用的理論得到很高評價。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對象來看，2000年之後將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機制設計、搜索理論等市場的極限、多樣性和個人的非合理性納入視野的新領域出現增加，但是對於市場的功能和作用的信賴卻並未發生動搖。

   

      日本首都大學東京的脇田成教授主張，「要想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能遵從美國標準，不過對於日本的經濟學家來説，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分析日本經濟。可以説日本就像是夾在美國和歐洲兩棟大廈之間的拉麵店，在美國標準出現各種破綻的背景下，更迫切需要符合日本自身情況的理論和學説」。如今期待日本學者發揮獨創性，創造新的世界標準，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或許還過於樂觀。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前田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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