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大多數人的眼中，「YAKUZA（也稱黑社會、暴力團）」和櫻花、武士等一樣，都是極具日本特色的事物。在經過很多電影電視劇等文藝作品的渲染之後，日本的「暴力團」籠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由於日本有「指定暴力團」的制度，因此讓很多中國人誤認為日本的「暴力團」是合法存在的組織。其實，「指定暴力團」制度是為了監視並限制這個組織。為了取締黑社會活動，日本警方與民眾做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其中，福岡縣被稱為「修羅之國（意為凶神惡煞盤踞的土地）」，特別是其域內的北九州市，曾經是「暴力團」活動十分活躍的地方，日經中文網匯總了《日本經濟新聞》等相關報道，為您講述一段日本警方與「暴力團」的鬥爭故事。

 

　　「暴力團」是警察起的名

 

　　日本「暴力團」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江戶時代，主要由開設賭場的「賭徒」、在祭祀活動上經營攤位和管理出攤權利的「攤販」這兩種人發展而來。當時的「暴力團」保護民眾免受武士階級的無理欺壓，同時重視信任關係的「仁義」文化得到美化，在日本的評書等大眾曲藝中，「暴力團」的事跡經常作為美談口口相傳。

　

山口組第6代組長筱田建市（2011年4月，日本大阪，KYODO）

 
　　 但在近代化以後，尤其是二戰之後，「暴力團」的活動迅速擴大至伴有暴力恐嚇的非法領域。從販毒、賣淫到收保護費，社會民眾對暴力團的反感不斷加強，警方也加強了對「暴力團」非法行為的取締。
 

　　 之後日本進入泡沫經濟時代，「暴力團」開始鑽法律空子，從事土地交易和地下融資等業務，同時加深與企業和金融機構的關係，進一步擴大了勢力。作為其中一種手法，「暴力團」成員以房地産開發商的身份，將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再轉賣給大型房地産開發商。對於不願出售土地的業主，採用類似恐喝的手段，逼其出讓土地。這樣一來，房地産開發商和銀行的資金隨之流入了「暴力團」。地下經濟與合法經濟的邊界變得模糊不清。

 

　　「暴力團」這個説法其實是來自日本的警方，經過媒體傳播後成為社會通用的語言。日本的《防止暴力團成員不當行為法》（通稱：暴力團對策法）將暴力團定義為「這個團體的構成人員有助長團體的、習慣性的暴力不法行為等的擔憂的團體」。

 

　　 「修羅之國」的福岡

 

　　而福岡縣是日本「暴力團」活動比較活躍的地方。據稱，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是福岡縣「暴力團」活動最猖獗的時期。普通市民有時也會成為目標，人們成天惶恐度日。當時，公然索要保護費、內部街頭火併、民宅裏發現火箭筒和手榴彈等都不是什麼稀奇事。

　

福岡警察官網上公開的手榴彈舉報制度

　

　　「這裡不是普通地方，我以為這輩子也不會變了」，有福岡人這樣回憶道。1990年的一個悶熱的夏日，福岡縣北九州市小倉北區的一家小酒館裏來了2位不速之客。「也不跟我們組織打個招呼，你們店出什麼事也無所謂嗎？」其中1個男人一腳踹翻了垃圾桶，威脅道：「想在這裡做生意，就必須要雇保鏢！」此後一週，61歲的老闆娘不斷被催促上繳「保護費」。

 

　　這些人是總部設在北九州市的工藤會下屬組織成員，經常從周邊的飯店和建築公司收取保護費。「乖乖給錢吧，不然被盯上就完了」，被朋友相勸的酒館老闆娘每月向該組織上繳10萬~20萬日元的保護費，這種情況持續了4年。

　

警方在調查與暴力團成員的槍戰現場（1994年10月28日， 北九州市八幡東區）

 　

　　這位朋友之所以如此相勸，是因為曾經在小倉站前經歷了該組織的內鬥事件。「你跟誰説可以在這裡收錢的？」「以前就是我們的地盤，給我滾出去！」震耳的叫罵聲之後響起了「砰！砰！」兩聲槍響，周圍的人被嚇得四處逃走。

　

　　 「頂上作戰」

 

　　暴力團儼然已經進入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要想改變這一切絕非易事。1992年日本開始實施《暴力團對策法》，各個地方的公安委員會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認定「指定暴力團」，並且對「指定暴力團」的要求封口費、要求免除或延期借款等27種行為進行了明確的禁止。《暴力團對策法》施行後，「指定暴力團」成員的經濟行為受到極大限制，一般企業也明顯減少了與有暴力團背景的企業和個人的交易。

 

　　日本目前一共有24個「指定暴力團」的組織，福岡縣境內的就達到了5家，在日本首屈一指。其中的工藤會是日本唯一被指定的「特定危險指定暴力團」，被認為有使用兇器對人的生命和身體造成重大損害並且有重覆發生暴力行為的危險。儘管成員只有幾百人，但2014年7月被美國財政部稱為「世界最大犯罪組織YAKUZA之中最殘暴的團體」，並對工藤會總裁野村悟和會長田上不美夫實施了經濟制裁。

 

　　福岡縣警方也對「暴力團」進行了打擊。2010年福岡縣在日本首次實施向「暴力團」提供利益將受到處罰的暴力團排除條例。2014年，警方又開展了「頂上作戰」，從領導層開始削弱工藤會的勢力。2014年9月11日，圍繞1998年前漁業協同組合長被射殺案件，警方以殺人罪逮捕了工藤會老大野村悟以及十幾名幹部。同時從資金源頭下手，嚴厲取締各種名頭的保護費和上供費等。

 　

去福岡縣警察本部參加聽證會的暴力團相關人員（1992年４月27日）

　

　　在北九州市，建築公司曾經最多要將承包項目金額的5%「上供」給工藤會。在「頂上作戰」實施之後，暴力團對建築行業的影響力下降。一名60多歲的男性説：「以前會有暴力團出沒，我都不想接活了。頂上作戰之後開始恢復了正常」。

 

　　警方取締遭遇瘋狂反撲

 

　　警方的這些行動也引起了暴力團的瘋狂「報復」。2012年福岡縣制定了一項制度，在餐廳等店舖門口要張貼禁止「暴力團」成員入內的告示。北九州市小倉北區的一棟樓在張貼告示之後，在1個月內被射擊了70多發子彈。很多餐廳經營者接到了「下一個就是你！」的恐嚇電話。

　

　　一名40多歲的計程車司機脖子上留下了觸目驚心的傷痕，左手至今仍會隱隱作痛。據他回憶，2012年9月7日淩晨，在送自己的一位女性客人回家之後，突然聽到了一陣淒厲的尖叫。他回頭看到一個男人正在拿刀向女客人的臉上砍去。「我也很害怕，但又不能見死不救，就衝上去了」，計程車司機自己的脖子和手也被砍成重傷，恢復了2個月才好。

 

　　這名女客人是酒館的經營者，因為店門口張貼了驅除「暴力團」的告示。還有的店被投擲了手榴彈，造成十幾人輕重傷。甚至還有參與暴力團相關搜查的警察被槍擊。北九州市飲食店工會找到了警方，表示「想撤掉告示」，警察低頭懇請道：「雖然會花一點時間，但請和警方一起努力」。一名60多歲的酒吧老闆回顧當時道：「看不到搜查的進展，很多同行都撤掉了告示。我也很害怕，但只能硬著頭皮橫下心來」。

 

　　昔日暴行漸成「都市傳説」

 

　　警察和民眾的努力沒有被辜負。街上的風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18年1月福岡警方宣佈，到2017年底縣內的暴力團成員和準成員比上年減少了約200人，減至約2040人，為1992年《暴力團對策法》實施後最少。工藤會的成員則較2008年頂峰時期的1020人減半至610人，也是史上最少人數。組織犯罪對策課分析稱，「市民們驅除暴力團的意識增強，暴力團的保護費等收入減少，成員生活困苦」，很多人選擇脫離團體去另謀生路。

 

　　2017年的公示地價顯示，北九州市的商業用地時隔24年出現了上漲。治安情況得到好轉，土地的商業價值也應聲而漲。

 　

曾經的工藤會事務所現在已經變成了蛋糕店，店主人正在進行耶誕節的裝飾 （2016年12月24日，北九州市八幡西區，Kyodo）

　

　　一位出差來北九州市的男性上班族對酒館的老闆娘説：「小倉車站附近喝酒的地方很多，我要再去另一家喝」。老闆娘聽聞心中感慨萬千：「我到現在還不敢相信，在這裡晚上也能安全地出去喝酒了」。有親歷者在驚訝于現狀的改變，也有新生代的年輕人在安然享受著和平。「學校的活動結束，天黑後有時也會和朋友一起出去喝東西」， JR小倉站門前的和平大街上，17歲的女高中生每週都會去街上的咖啡廳1~2次，「暴力團？沒見過。只聽説過。可能是都市傳説吧？」

　

 　

　　福岡只是日本的一個縮影。「暴力團」的影響力在日本逐步減退。據日本的2018年版的日本《暴力團情勢和對策》顯示，日本全國的暴力團成員總數約為3.45萬人（包括成員和準成員），人數呈逐年減少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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