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哆啦A夢》在印度被要求禁播的理由

2016/10/11


  黑沼勇史:日本漫畫家藤子·F·不二雄是日本文化內容出口的代表,根據其作品改編的電視動畫片《哆啦A夢》在海外卻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批評。2016年夏季,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要求禁播《哆啦A夢》的聲音日益高漲。而且反對的理由並非是排斥外資的一貫説辭。據稱,本質問題在於「心中有許多願望 能夠實現有多棒 只有哆啦A夢可以帶著我實現夢想」這句歌詞。

新德里的一家玩具店內擺放著哆啦A夢玩偶(10月5日)


  7月下旬,印度中部的中央邦向各地發了好幾封文件。寄件地址包括中央政府、邦政府、娛樂廣播的自主規制團體、播放《哆啦A夢》的迪士尼印度公司等2家電視臺……要求禁播《哆啦A夢》的文件被送到了多個部門機構。

  「孩子學大雄不做作業,對父母和老師説話沒禮貌」,「大雄會公開對同班女生示愛」,這些批判性內容在文件中被提到。

  也許大家會想,就因為這點兒小事啊?但背後有一個令人笑不出來的原因。此次的發信人兼社會活動家阿希什·查圖維迪(Ashish Chaturvedi,26歲)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由於發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啟動了哆啦A夢的「肅清活動」。

  2013年,在中央邦公務員考試和高考中,發生了大量的賄考事件。據當地媒體報道,因賄考共逮捕了2000人。而這些事件的舉報人不是別人,正是查圖維迪。

  「秘密工具」讓兒童變得懶惰?

  為了弄清該事件的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在走訪大量家庭的過程中,查圖維迪聽多位母親説:「看了《哆啦A夢》,孩子開始出現異常行為」。比如反抗家長、不寫作業等。

  於是,越來越多的印度人認為「動畫將孩子帶入非現實的虛擬世界」、「由於所有問題都能通過哆啦A夢的秘密工具解決,這部動畫給孩子的未來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查圖維迪擔心《哆啦A夢》有可能引發更多的拉關係和走後門事件。

  在查圖維迪發出禁播文件不久之後的8月上旬,在印度的鄰國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Punjab),在野黨政治家也向省議會提出了要求禁播《哆啦A夢》或限制播出時間的議案。

  提出議案的是前板球明星伊姆蘭·汗(Imran Khan)領導的政黨「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PTI)」的一名議員。接受採訪的正義運動黨高官馬哈茂德·拉希德(音譯)首先表示,「禁播《哆啦A夢》並非黨的主張,而是議員個人的提案」隨後他又表示,「《哆啦A夢》每集出現1個秘密工具,代替學生解決自己該做的事情。孩子們將不再自己解決問題,而是開始總認為可以依賴外力」。

  印地語譯製版「違背巴基斯坦文化」

  對於印度的印地語版直接在巴基斯坦播出、並未譯為巴基斯坦烏爾都語這一點,再加上男孩野比大雄與女孩靜香經常親密地一起玩,議案稱「有些地方違背巴基斯坦和穆斯林的文化」。但最大的問題還是四維口袋裏的秘密工具。



  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末期,《哆啦A夢》給當時的日本兒童帶來了夢想,讓大家認為在不遠的將來將出現新技術和現在無法想像的新産品。同時,很多有趣的故事也告訴人們,不管有多麼便利的工具都不是萬能的,如果不夠聰明就會不斷失敗,而野比大雄應該就是反面教材。

  在大約10年前開始播出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哆啦A夢》在兒童之間也非常受歡迎。出現禁播要求也可能是這種局面的反向作用。

  但還有另一點,《哆啦A夢》在日本出現的時代與現在有些不一樣。因為很多類似「秘密工具」的産品和技術已經問世。最典型的或許就是智慧手機。馬哈茂德·拉希德也拿著自己的手機説:「兒童們受到《哆啦A夢》的影響,開始依賴這樣的東西,放棄自我鑽研,這一點令人擔心」。

  在貧富差距依然巨大的印度,在具有一定收入水準的家庭,父母往往成為「哆啦A夢的替代者」。查圖維迪揭發的事件只是眾多拉關係就職、走後門入學的冰山一角。錢財和人脈也成為了「秘密工具」。

  由於禁播要求已經被自主監管團體駁回,查圖維迪正在考慮向法院起訴。而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將在10月中旬開始的省議會上正式審議《哆啦A夢》存在的合理方式。

  儘管如此,我們不應將諸多社會和教育問題歸咎於《哆啦A夢》。審議結果將如何?是否會真的被禁播?真想坐上「時光機」或穿過「任意門」去看看。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新德里支局 黑沼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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