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4月7日傍晚，在日本政府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對策本部會議上宣佈：基於防備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的修改後的《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新冠特措法），東京、神奈川、埼玉等7個都府縣進入緊急事態。4月16日，安倍晉三又宣佈將實行緊急事態的範圍從7都府縣擴大到日本全域，即日本全國進入緊急事態，到5月6日為止，而在5月1日，安倍首相在首相官邸向記者們表示：在專家們建議的基礎上，全國緊急事態宣言大致按照延長一個月的方向進行調整。

 　　

　　　安倍在4月16日指出：為了使緊急事態能在5月6日為止的剩餘時間內結束，無論如何必須實現削減最低7成、盡最大努力減少8成的人與人接觸。

 　　

　　據説這一目標是按照厚生勞動省集體感染對策班的有識者的建議試算出來的，對策班的北海道大學教授西浦格主張，每個人接觸的人數，如果從10人減少到2人，就能抑制新增冠狀病毒的感染者，這樣在一個月以後就能見到效果。

 　　

 

　　據説這是按照叫做「數理模式」的方法推算出來的，據到目前為止的調查，目前一名感染者平均傳染2.5個人，如果把一名感染者所傳染的人數抑制在1個人，一個月以後就會防止感染的急速擴大。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日本要求夜總會、酒吧、健身房等娛樂設施暫停營業，呼籲個人不要因不緊要的事情出門，採取減少出勤人數，離峰上班等措施，在黃金周連休期間，要求大家宅在家，儘量不要旅遊和返鄉。

 　

　　這些措施使一些飲食業、娛樂業、旅遊業、交通運輸業等企業受到很大打擊，東京商工調查公司（TOKYO SHOKO RESEARCH, LTD. ）4月27日發佈數據顯示，與新型冠狀病毒有關，難以經營下去的企業已達100家（其中倒産70家，交給律師處理及做相關準備的30家），而據擁有日本全國約4000家餐飲店數據，提供餐飲店預約服務的TableCheck公司的統計：4月單個店舖的顧客來店預約件數較上年同期減少86.2%，史上未見，各地的旅遊勝地遊客稀少，日本社會處於「半停擺」狀態。

 　

　　那麼我們不僅要問：緊急事態不能永遠地繼續下去，那麼，實行緊急狀態後，暫時新增感染者人數下降了，一切就都恢復正常了嗎？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專家會議4月22日舉行記者會。專家會議的一員西浦博教授指出：「像現在這樣，感染者人數增加，在緊急事態宣言下不得不對行動進行顯著限制，是希望以數個月為單位解決問題。」「如果回到社會經濟活動之中，感染者數再次轉為增加，這樣就必須考慮不得不反覆限制行動。」

 　

   

　　如果按照這種説法，那麼是不是可以説實行緊急事態宣言，是一種沒有出口的同義反覆呢？按照日本和世界現在所呈現的感染趨勢，一旦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回到以往的社會生活中去，新增感染者必然會再次增加，那就要再次實行緊急事態宣言，如此週而复始，不是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一樣嗎？也就是他必須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每次到達山頂後巨石又滾回山下，他要永無止境地再推上去，然後石頭再滾下來，週而复始，沒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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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北海道曾發生集體感染，截至2月28日，北海道確診約66人感染，其中2人死亡。北海道知事鈴木直道於2月28日發佈了「緊急事態宣言」，並要求取消大型活動、學校停課、市民對於外出自我約束等，而在緊急事態宣佈前和宣佈後相比較，感染者再生産數（1人的感染者所傳染人數的平均值)，從0.9減少為0.7，於是鈴木知事宣佈緊急事態宣言到3月19日為止結束，但是截至4月12日，北海道新增病例又連續5日達到兩位數，再次出現爆發式感染的趨勢，北海道與札幌市政府不得不發佈緊急共同宣言，時隔不到一個月後再次進入緊急事態宣言狀態。

 　

　　4月18日起，北海道新增病例每天以兩位數增長，到5月1日為止已經達到790人，多家醫院出現集體感染，醫療系統瀕臨崩潰，鈴木直道知事4月30日在記者會上指出：需要相當於封城的行動的自我約束。

 　

　　這個事例表明實行緊急事態宣言是一個沒有出口的戰略，往往會週而复始地同義反覆，而實行緊急事態之後的出口戰略是什麼呢？不可能是集團免疫和苦等疫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專家會議總結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狀況的分析和提案》（2020年5月1日）中也指出：「不應該採取以感染擴大為前提的集團免疫的獲得和指望伴隨著不確定性的疫苗開發的戰略。」

 　

　　但是世界上有些國家和地區是有出口戰略的，比如説南韓在2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一時成了中國以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截至當地時間2月27日，南韓的累計感染病例已經達到1766例，13人死亡，並一度使單日增幅病例超過當時的中國，而當時日本總確診感染者為872例，其中鑽石公主號上的病例佔據大部分，有705人，日本國內發現的感染者僅167例。

　 

　　而南韓和日本一樣，並未像中國內地及歐美那樣實施封城或完全禁止外出等，而首先展開了對資訊的全面公開，保持疫情發展的高度的透明性。南韓國會早在2015年底，就通過了《傳染病預防及管理相關法律修正案》，以促進未來在傳染病疫情防控方面的資訊公開等。該法案要求一旦出現傳染病疫情，政府發佈較高級別警報時，政府有權調閱感染者或疑似患者的證件等身份資訊、病歷等，並應迅速公開感染者的活動路徑、所利用的交通方式及就診醫療機構等。南韓還利用與醫療保險、護照、銀行卡、信用卡等聯動的居民身份號碼的大數據等，匯集智慧手機定位數據，在保護隱私權和匿名的前提下，進行疑似病例和全體與感染相關人員的徹底追蹤，民間也利用公開的情報，開發智慧手機的APP，在網路地圖上表示出每個感染者的移動路線，其他人到了感染者所到過的地方手機就會響起警告音，南韓中央防疫對策本部（KCDC）專家小組還開發了一種演算法，可以尋找病原體的來源。

 　

　　其次是全面進行新冠病毒檢查，官民合作，擴大PCR檢查的範圍，對所有疑似感染者全面篩檢，如南韓在2月初承認了對民間開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套裝的緊急使用，全國約有570個機關進行PCR檢查，除了政府指定的保健所和檢查公司外，還包括110家民間醫院。民間每天進行PCR檢查的件數高達2萬件到2萬5000件，遠遠超出政府機關--感染症分析中心的2千件左右。據南韓保健福祉部的説明，目前，南韓的PCR檢查已經超過95萬件，同時他們通過檢測來指導對密切接觸者的追蹤，而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截止到5月1日的統計，日本PCR檢查為17萬4150人。

 　

　　這些方法使南韓的疫情得以控制，南韓到5月1日為止，已經連續4天保持個位數以下，而4月30日的國內感染者為零。

 　

　　與中國大陸相連的香港也和日本一樣，並未像中國內地及歐美那樣實施封城或完全禁止外出，但從4月12日起新增感染病例已連續多天保持個位數，甚至實現了零增長。745萬人口的香港，PCR檢測數截至3月底已達每100萬人，每人平均檢測率佔世界之首。

 　

　　而日本現在的疫情在世界上不能算很嚴重，到本稿截稿的5月3日為止，感染者累計為4位數的只有東京都、大阪府和神奈川縣，三位數的有15個府道縣，兩位數的有26個縣，各位數的兩個縣，沒有感染者的為1個縣，多數地區沒有超過兩位數或沒有感染者。

 　　

　　因此日本首先採取的措施應該是對跨縣境的流動人員進行PCR檢查或實行隔離14天的措施，讓感染者多的地區的感染者不斷減少，讓感染少的地區的感染者更少甚至為零。

 　

　　再一個就是日本現在雖然設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對策專家會議，但是從2月14日厚生勞動省公佈的資料看，成員除了一名法律界的人士外，都是醫療界成員，他們可以高屋建瓴從醫學角度提出防止感染擴大、治療等方面的建議，但是日本缺乏一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防止感染擴大的「實戰部隊」，應該參考和認真借鑒南韓、香港、中國大陸的經驗，建立政府、IT企業、通訊企業、義工組織甚至包括町內會等居民組織相結合的從到下的「實戰部隊」，在保障基本人權的前提下， 像南韓等那樣，和民間的IT企業、電訊企業等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大數據、IT技術和衛星定位技術等追蹤感染源及密切接觸者，如果在緊急事態實行後感染者數大量減少，首先實行的不應該是忙於回到以往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去，而是對剩下的感染者的感染途徑進行最徹底的追蹤，因為感染者人數越少，追蹤起來越容易。

 　

　　再一個就是進行大面積PRC檢查，做到應檢盡檢。日本現在有一些民間企業已開發出先進的PCR檢查方法，如日本島津製作所4月10日發佈消息稱，將於4月20日開始發售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套裝，約1個小時即可判斷出樣本是否存在病毒，而現在日本PCR檢查的手續過於複雜，民間的參入也遠遠不如南韓，還是要求有症狀的人向歸國者與接觸者諮詢中心打電話，中心如果認為這個人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會給他介紹相應的醫療機構，在相應的醫療機構的醫生診察的基礎上，決定是否進行PCR檢查。自己覺得有症狀，直接去醫院門診是不能接受PCR檢查的，民間參入的程度也遠遠低於南韓，難以對疑似感染者全面篩檢。

 　　

　　而從南韓和香港的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看，對於重點人員全面篩檢，對於感染病毒者早期隔離，才能使緊急事態宣言有一個出口。

 　

　　比如説，現在醫院內感染非常嚴重，那麼醫院就應該是徹底篩檢的對象,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對全體入院者在入院之前都進行PCR檢查等。

 　

　　在學校復學前和企業復工前，在保障基本人權的前提下， 也應該擴大PCR檢查。

 　

　　　當然，這裡會涉及許多法律問題、人權問題及個人隱私權問題，但是新冠傳染問題，不僅涉及到個人的人權，而且涉及更多人的生存權和工作權的問題，4月29日召開的全國知事視頻會議，也要求制定有更多的罰則和強制性的新冠措施法，那些成功地阻止了新冠，而又逐漸恢復了日常生活的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在保護基本人權和隱私權的基礎上都可以借鑒，如中國正在推行和完善的《個人健康資訊碼》等。據悉，美國科技巨頭谷歌與蘋果也將聯合推進開發一個打通安卓和IOS系統的美國版「健康碼」計劃，如果個人健康碼得到普及，就可以把防疫落實到每個人身上，使回到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有一個確鑿的根據和安全感。

　 

　　而當這些方法和日本的制度和法律相抵觸時，審時度勢，解決這些法律與人權上的矛盾並贏得最廣大的民眾的配合，使日本為解決新冠問題在實行緊急事態宣言後有一個出口戰略，與其説是醫學專家們應該來決定的問題，不如説更是政治家和政府當機立斷，火速應該解決的問題。不應該無所作為地讓社會長期停擺，等著病毒感染者自然減少，而應該建立一個能夠主動出擊的「實戰部隊」，在感染者出現時，有能力行之有效地立刻切斷感染源。

 

　　目前，在日本的醫療體制還沒有完全崩潰，並準備了足夠的酒店供輕症者與無症狀感染者療養。日本經濟再生擔當相西村康稔在4月19接受採訪時指出：已經在日本全國確保21萬間酒店客房，接受冠裝病毒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

 　

　　目前日本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數還處於比較少的階段，如果不下決心找出實行緊急事態之後的出口政策，建立主動出擊防疫的「實戰部隊」，最大程度地切斷感染源，使疫情發展到美國等國那種狀態，那就一切都晚了，因為實行一切措施都會由於龐大的患者數心有餘而力不足，甚至會使重新回到以往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變得無比遙遠甚至不可能。那些國外成功的做法，日本都做得到，就是有困難也因該克服困難去做，而且做得越早越容易做，日本正面臨著戰後最大的國難，時不我待，只能積極地行動。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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