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數量為什麼會比海外要少呢？並非判斷是否感染的PCR檢測（聚合酶鏈式反應，通過咽拭子樣本等進行病毒核酸檢測的一種方式）能力存在問題，而是因為日本厚生勞動省最初推進檢測時，沒有作為醫療行為，而是作為抑制感染擴大的「流行病學調查」。不過，這未能如願成功控制疫情，在世界範圍內，感染也在擴大。專家和普通人的認識發生偏差，日本社會上出現了對「檢測數過少」的不安和不滿。

     

用於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設備（日本岐阜縣保健環境研究所提供）

  

　   不管是癌症，還是生活方式病，現代醫療的基礎都是「早期發現」。如果能在盡可能早的階段進行診斷，治療的選項將增加，症狀惡化或死亡的風險將隨之減少。

 

      但是，如果像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是沒有治療藥的疾病，將另當別論。因為就算能儘早發現，也未必有助於「早期治療」。從醫療角度來看，進行檢測的意義將減弱。

  

      負責PCR檢測的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3月1日以所長脅田隆字的名義，在官網上發佈了題為「寫給各位市民」的文章。對於認為「試圖通過減少檢測數讓感染者人數看起來更少」的這一批評，反駁稱是錯認事實。在這篇文章中「積極的流行病學調查」這一醫學用語多次出現。這是了解日本厚生勞動省和國立傳染病研究所慎重推進檢測的理由的關鍵詞。

  

在結束新型冠狀病毒專家會議後，召開記者會的日本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2月19日）

      流行病學調查是在新傳染病發生之際調查感染者、密切接觸者和疑似感染者的健康狀態、以掌握疾病特徵和傳播等感染的整體情況的調查。並非對每位患者進行檢測和治療的醫療行為，而是基於探索感染防止舉措等保護社會整體免受疾病侵害的公眾衛生的視點而實施的行為。

  

　   因此，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拘泥於結合必要的試劑和裝置、自主確立的檢測手段。如果日本國內的民營企業也使用向中國武漢等全世界供貨的大型製藥廠商羅氏（Roche）的檢測試劑盒進行檢測的話，由於檢測的性能偏差，對於流行病學調查來説最為重要的數據收集將變得困難。這成為擴大檢測能力的瓶頸。

 

 

　   正如存在「過分依賴檢測」這個説法一樣，在日本，任何人患上疾病，都能根據醫生的判斷，接受血液檢測和圖像檢測。由於國民基本上都加入了保險，自己負擔也很少。從世界來看，臨床檢測的門檻像日本這樣低的「檢測大國」實屬罕見。

 

　   另外，日本防止病毒侵入國內的口岸管控也以失敗而告終，人傳人的感染案例不斷出現。感染擴大沒有平息的跡象。由於與日俱增的不安，在已習慣於接受檢測的日本社會，為何只有新型冠狀病毒的PCR檢測必須經過保健所安排這一疑問逐漸成為人們的懷疑和不滿。

  

南韓大邱市的醫院實施的「得來速（Drive-through）方式」病毒檢測（2月27日，yonhap-kyodo）

　   在南韓充分利用「得來速（Drive-through）方式」積極實施PCR檢測的情況被報道之後，面對並未充分宣傳檢測目的的日本厚生勞動省和國立傳染病研究所，「隱瞞疫情」的懷疑出現，壓力的強度達到頂峰。

 

　   或許還存在政治的介入。日本厚生勞動省在2月中旬，不得不轉變方向，把此次的檢測作為臨床檢測適用保險。羅氏提供的試劑盒屬於並未經過臨床試驗的研究用，但日本厚生勞動省表示性能與國立傳染病研究所的手段處於相同水準，給予了「政治背書」，從3月6日開始適用保險。

 

　   新型冠狀病毒的PCR檢測也因此在日本成為了臨床檢測，可以無需經過需要較長時間的保健所。不過，目前並非由經常就診的醫生等診所像血液檢測那樣直接委託民營企業，而是必須由日本全國約860個「回國者與接觸者門診」的醫生判斷檢測的必要性。在沒有治療藥的現狀下，考慮到臨床檢測的本來目的，可以説這是妥當的判斷。

 

　   另一方面，在適用保險後，1～3成的個人負擔目前由公費承擔。流行病學調查作為收集數據的措施繼續，是不符合公共醫療保險宗旨的應對。

 

　   即使感染新型冠狀病毒，8成患者也可以在輕症情況下康復。對於原因不明的肺炎，必須立即進行檢測，但如果擴大追求並未感染證據的「安心檢測」，只會招致醫療一線的混亂，傳染病專家對此持否定態度。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矢野壽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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