瀨崎久見子：近年來，日本藝人自殺、淡出休養、控訴職權騷擾等現象十分突出。背後原因被認為是嚴酷的工作環境，尤其是電影界更為惡劣。一些演員和工作人員紛紛站出來訴説實情，開始尋找諮詢窗口等救助方法。

  

日本為演藝圈人士開設的心理諮詢窗口

 

      演出現場沒有廁所

  

      「有通宵工作經歷的人達到77％。半數以上的人年收入在3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4.7萬）以下，絕大多數情況下，受傷後不能認定為工傷。有很多人説曾遭遇拒付演出費，或者受到騷擾。由於演出現場沒有廁所，還有不少人患上了膀胱炎」，日本藝能從事者協會代表理事、一直以演員身份主要活躍在電影界的森崎惠這樣説。

森崎惠

   

      該協會成立於2021年9月，除了演員、歌手、舞蹈演員、替身演員之外，還將電影導演、製作人、照明、音響等相關從業人員視為「藝能從事者（演藝從業者）」，從多方面實施問卷調查。新冠疫情擴大前，沒有這樣的調查，因此並不清楚實際情況。森崎惠告訴筆者，在成立該協會之前，她就致力於演藝界的勞務問題，曾見到過很多不能認定為工傷或過勞死的情況。

      申訴無門

   

      不僅如此，日本的演藝從業者在自身受到傷害時還申訴無門。原因是，日本的公共勞動諮詢基本上是以公司等的在職勞動者為對象。而絕大部分演藝從業者都是自由職業者。一般情況下，大型演藝事務所的藝人也不屬於公司職員，事務所的工作人員中也有人屬於個人職業者。

 

 

      另外，問卷調查顯示，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即便工作減少，「也有4成以上的人未能申請到持續化補助金。原因是沒有合同證明上一年的工作和收入」（森崎惠）。這些人在沒有合同的情況下工作，無法獲得有效保障。

 

      日本電影界的年輕人也已經開始站出來爭取權利。調查性別差距和工作環境的團體「Japanese Film Project（JFP）」已經成立，成員之一、擔任過副導演等的近藤香南子説「沒有退休年齡，到處都是年齡大的人，年輕人紛紛辭職。日本電影界很奇怪」。

 

      在日本傳統演藝和廣播電視領域，「工作方式改革」從新冠疫情稍早前已局部開始。在歌舞伎的1個月公演中設置了休演日，日本放送協會電視臺（NHK）的電視連續劇從每週6集減為5集。背景均來自工作方式改革相關法及擔憂如此下去相關業界將陷入後繼無人的局面。

    

      預算低，「沒有考慮安全的餘地」

 

      而在電影界，製作費減少等結構性問題也存在影響。森崎惠説「在我開始當演員的1990年代，一部片子（的預算）一般在幾億～幾十億日元左右，現在只有幾百萬日元也要拍。這樣在拍攝現場就沒有考慮安全的餘地」。據稱，沒有大贊助商的所謂獨立電影大多是這種預算規模。還經常聽説為了減少製作費，一連拍攝幾天，年輕演員要工作到深夜的情況。還存在不支付演出費以及給參演者分配購買門票任務的情況。

    

    

      雖説如此，但眼下也有了一點點進步，從2021年4月開始，日本演藝從業者可以特例加入日本勞災保險（比如：日本全國藝能從事者勞災保險中心的話，入會費為3000日元）。2022年6月，還開設了臨床心理諮詢師諮詢窗口「藝能從事者心中的119」（註冊費2000日元，免費使用）。關於協議書（合同），日本文化廳也當作問題，召開了研討會議。

 

       日本的著名電影導演也展開行動。參加過國際電影節的是枝裕和等導演2022年6月為了改善勞動環境，成立了要參考法國建立新組織的團體。擁有問題意識的中堅力量和年輕人也開始調查日本國外的情況，比如，南韓正在完善法律，充實電影振興機構及保護演藝人員。

  

宣佈參考法國電影界建立新組織的是枝裕和導演（中央）等

         

      「拒絕長時間勞動。充實福利待遇。然後是按時繳納保險和養老金等。這樣一來，我們也希望被當作一般社會人」，筆者曾從2020年誕生的日本某舞臺成員的團體的高管口中聽到這樣的説法。日本文化演藝界曾在「以前更嚴格」這種精神論下傾向於強迫忍耐，但如今恐怕已經行不通。

 

      森崎惠等人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回答不能再因工作原因這樣生活下去的人在新冠疫情後不下3成。關鍵是演藝從業人員也要有自己是「勞動者」的意識，喊出要求維持最低限度的勞動環境的聲音。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瀨崎久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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