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莫邦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40年的歷程，儘管還存在著很多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但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受到世界評價的。

 

     最近中國政府向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100人授予改革先鋒稱號，並頒授獎章，以示表彰。同時，為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援和幫助，向阿蘭梅裏埃等10名國際友人頒授了中國改革友誼獎章，其中日本人2名。他們是「國際知名企業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松下幸之助、「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援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家」大平正芳。

 

 

     我覺得日本的獲獎人選非常精準和令人信服，尤其是大平正芳使我想起了中國日語教育的黃埔軍校「大平班」。這是因為當時擔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的提議而開設的一個日語培訓機構，我是大平班的第一期學員。

 

     進入新世紀時的日本由於經濟長期在低迷的谷底中掙扎，找不到走出困境的出口。因「失去的十年」而引起普遍的焦躁情緒，以致對ODA（日本政府為發展中國家設立的政府開發援助）的議論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對中國ODA援助受到了嚴重的質疑。

 

     從1979年開始的對華ODA援助，到上世紀末已達2萬4500億日元。日本國內輿論認為，日本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中國提供ODA已無必要，應當大量削減援助金額和改變援助重點。甚至有極端論調認為，日本的對華ODA援助得不到中國的感謝，完全是一種浪費。

 

     當時，我覺得這種論調和視點不對，於是在日本『中央公論』雜誌2001年4月號上寫下《請記住「大平學校」》一文，指出：對ODA在日中相互理解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被無視而倍感遺憾。

 

     文章首先回顧了大平班的誕生過程。

 

     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訪問了中國，日中兩國間確認，有必要進一步促進交流。特別是作為在文化領域裏合作的一環，決定為促進中國的日語教學而展開合作。

 

     當時，中國開始執行改革開放路線，學習日語的人數急劇增加，日語教師成了到處爭搶的對象。

 

     但由於多年的鎖國政策，中國的日語教師無論是量還是質都無法滿足市場的需要。

      

     日本了解到當時中國有日語專業或日語課程的大學有37所、日語教師約600人，遂決定以外務省和國際交流基金為中心，從1980年8月開始在北京語言學院內設置日語研修中心（在中國的正式稱呼是「中國日語教師培訓班」），以中國各地大學裏的這600名教師為對象，實施為期五年的日語研修項目。這就是「大平班」的由來。只不過當時誰都沒有想到這一項目後來會産生那麼大的影響。

 

     那時我在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日語系任教。1980年8月，我作為第一期學員，與8名同事走進了北京語言學院的校門，開始在大平班開始為期1年的日語進修。

 

     5年中，來自160多所大學的594名日語教師分5期，在大平班接受了長達1年時間的日語進修。這些大學涵蓋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從大平班走出去的學員們日後成了支撐中國日語教育大業的「綠色的山脈」，以致有人説大平班是中國日語教育界的「黃埔軍校」。

大平班在日文中被稱作「大平學校」，正式的「日本語研修中心」或「中國日語教師培訓班」這2個稱呼反而不怎麼使用。因為人們對文革時期走向極端的個人崇拜之風非常不滿，80年代在中國是很少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組織或團體的。據我所知，在日本的援助項目裏，以日本人姓氏冠名的項目只有大平班一例。

 

     不僅是在大平班裏學習過的學員還是日本人教職員，甚至連中國政府官員也是這樣稱呼，可見大平班的影響有多大。

 

     1985年，當這一為期5年的援助項目順利結束時，中國的國家教委副主任彭佩雲女士讚不絕口地説：「大家都親切地把這個研修中心叫作‘大平班’。在中國的日語教育界都知道有個‘大平班’，還受到日本教育界的很高評價，真不愧是中日友好的結晶。」

 

     她還明確表示感謝説：「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委員會，向為實施這一項目做出努力的日本政府、外務省以及國際交流基金表示感謝。」

 

     而實際在大平班進修過的近600名中國學員及執教過的近百名日本講師的感受則更為感人。當時學員們拼命學習，每天要自修學習到熄燈為止，星期天也都用在自習上。11號樓是學員的宿舍，每到夜晚，各個房間裏都瀉出煌煌的燈光。

 

    這種對中國學員來説是極其自然的學習態度，卻使日本的老師們大為感動。5 年中一直擔任大平班主任（校長）的佐治圭三教授20年後與我重逢時已年過70，但回憶起大平班歲月時，卻仍然目光熠熠。

 

     「我在大平學校的5年裏是什麼都不能替代的歲月。那是我人生中最充實、最有意義的5 年。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第一期學員們的那種樸素而純真的、充滿學習意願的眼神，我感受到了在日本的教育現場完全體驗不到的那種感動。」

 

     名古屋大學平井勝利教授也説：「當時大家都是幹勁十足,所以特別值得懷念。直到現在，我都能立即説出第一期120名學員每個人的姓名、長相、走路的姿勢。」

 

     學員們的認真學習，對來自日本的教師們來説居然成了無形的壓力。佐治教授因過於勞累而住進醫院時，都顧不上休息，躺在病床上輔導年輕教師。擔任第一期課程的5位年輕的日本女教師一到夜裏就聚集在一起自修和備課，房間裏的燈光也是不到深夜不熄燈。

 

       可以説，來自日本的教師們是以一種獻身精神來進行教學的。從第二期到第五期一直在大平班講課的早稻田大學的竹中憲一教授為了提高學員們的外語聽力，不止一次放棄星期天的休息，上午八點就來到教室給學員們進行外語聽力補課，整整4年這種自發性的補課從沒有中斷過。

 

      回日本後任職於東京學藝大學的谷部弘子教授回憶説：「像許多教師一樣，我也是在大平班裏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筑波大學的平岡敏夫教授只教過4個月，他也説：「在北京的4個月是我的一生中難以忘懷的、最美好的日子。4個月的時間中值得回憶的東西很多，真是説也説不完。」

 

     佐治教授在病床上輔導年輕女教師、平井教授隱瞞病情指導學員學習、年輕教師們自發進修到深夜……，這些情況作為學員的我們當時是完全不知道的。20年後我知道了這些詳情時依舊心頭陣陣發熱，再一次體會到感動是不會過期的。

 

     大平班的畢業生後來有的當上了中國的大學校長、副校長、系主任、日語教育學會會長、學科&&人，成為中國日語教育領域的領軍人物。還有不少人活躍在日本或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地，致力於日語的普及。

 

      曾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負責大平班項目的小宮山猛1985年秋談到大平班成功的原因時説：

「我從事了將近29年的文化交流事業，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比這更有成果的事業。大平班的業績將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熠熠生輝。我確信，大平班為面向21世紀的日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當年外務省為宣傳ODA的必要性而編寫的對華援助概要書中，對1979年以來的各類援助項目做了細緻入微的記述，卻絲毫沒有提到大平班。這使我甚至一度懷疑大平班使用的經費不是來自ODA這一基本事實了。為此，我給國際交流基金去電話確認。得到的回答明確無誤：「是ODA，是ODA，沒有錯！」

 

     我當即感到一陣茫然。許多日本人譴責向中國提供了ODA卻得不到中國人的感謝，而許多中國人一直懷抱著感謝之情的ODA援助項目卻被日本人自己抹掉了。

 

     1979年起近40年來日本對中國的ODA援助達3.65萬億日元，而在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留下這麼大影響的大平班，所用去的10億日元的經費卻只佔ODA總額的3650之一。

 

     創辦大平班的提案人、現已故去的大平正芳首相曾經這樣説過：「僅僅建立在追求經濟利益之上的友好形同砂上樓閣。人與人之間只有心心相印才會結成真正的友好關係。」

 

     而提出這樣主張的大平正芳去世那麼多年後還能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充滿感謝之情的獎章，正是對上面所説的那段話的最好注解。

 

    

      莫邦富 簡歷

     上海出生。曾下鄉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上海外國語大學日語專業畢業後，曾在該校任教。1985年留學日本，在日本讀完碩士、博士課程。現在是旅居日本的華人作家、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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