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拜登宣佈自己取得了勝利，川普政權此前提名溫斯坦（Kenneth Weinstein）擔任駐日大使的人事安排將在尚未到任的情況下重回原點。近年來，美國的駐日大使多起用與總統關係密切的人物，形成了可在「有事」之際直接與總統聯絡的體制。

  　　

　　如果順利，拜登政權在2021年1月20日的總統就職儀式之後啟動。外交和安保的主要人事已經敲定。國務卿由曾在歐巴馬政權擔任副國務卿的布林肯（Tony Blinken）出任。

 　　

　　從日本方面來看，在外交相關的人事安排中，下一個焦點將是美國駐日大使。

　　　　　　　

原美國駐日大使哈格蒂攜家人返回美國（2019年7月22日，羽田機場）

 　　

　　自前一任大使哈格蒂（William Hagerty）為參加參議院選舉而在2019年7月卸任以後，美國駐日大使在近1年半時間裏持續空缺。現在由臨時代理大使Joseph·M·Young代行職務，空缺期間創出二戰後最長紀錄。

  　　

　　川普政權3月提名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所長溫斯坦出任下一任駐日大使，但參議院的批准程式仍未結束。

 　　

　　一般來説，如果總統選舉導致政權更疊，駐外大使也將更換，如果拜登上任將討論新的人選。獲得提名的候任大使在未赴任的情況下被更換實屬罕見。

 　　

　　新大使在美國國會的批准程式花費3～4個月左右的情況很多，美國駐日大使的空缺有可能進一步長期化。

   　　

　　美國駐日大使常駐于東京的大使館，負責與日本政府溝通，稱得上日美同盟的「窗口」。歷任大使的人選都體現當時的日美關係。

　　　　　　　

　　　　  　　

　　二戰後上任的17名美國駐日大使大體上分為4類。（1）知日派學者和外交官；（2）美國政府和國會的重要人物；（3）總統選舉中的功臣；（4）總統的親信。

 　　

　　二戰後至1960年代，知日派學者和外交官被大量起用。代表性人物是甘迺迪政權的賴肖爾。

 　　

　　其作為美國傳教士的次子出生在東京，16歲之前在日本生活。夫人松方春是明治時代的元勳松方正義的孫女。據稱這種經歷推動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和越南戰爭期間變得不穩定的日美關係的改善。

 

  　　

　　進入70年代後半期，相繼出現美國政府和國會的重量級人物擔任駐日大使的案例。鑒於日美貿易摩擦和駐日美軍基地等懸而未決的問題表面化，在美國國會擁有人脈的資深人士被起用為駐日大使。

 　　

　　例如，在卡特政權下於1977年就任的曼斯菲爾德曾擔任民主黨的參議院領袖。在柯林頓政權下於1993年就任的孟岱爾曾是卡特政權的副總統。

 　　

　　在日本的橋本龍太郎政權時期，孟岱爾為協調駐日美軍沖繩基地整編問題而奔走，1996年與橋本一同宣佈返還美軍普天間基地。橋本針對貿易問題也向柯林頓表示，「希望孟岱爾成為溝通橋樑」。

  　　

　　2005年以後，與美國總統具有私人信任關係的駐日大使很多。小布希（美國第43任總統）提名了曾與其共同經營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的生意夥伴薛佛（J．Thomas Schieffer）擔任駐日大使。薛佛被稱為「與總統最親近的大使」。

  　　

　　歐巴馬政權時期的魯斯（John Roos）、川普政權的哈格蒂（William Hagerty）均在大選中對總統提供了支援。

　　　

　　　  　　

　　近年來，駐日大使走到前臺處理兩國間懸案的情況較少，也可以説這是日美關係趨於穩定的證據。曾在2000年代前半期擔任美國駐日大使的貝克（Howard Baker）在自傳中透露，「成熟的日美關係已不再需要重量級大使」。

　　　　　　　　   　　

　　另一方面，日本由於與中國和朝鮮在地理上靠近，在應對緊急事態的意義上，認為最好有能與美國總統展開緊密合作的大使的看法加強。

　　　

日本和美國的國旗

   　　

　　在東日本大地震發生的2011年，當時的駐日大使魯斯聯絡總統歐巴馬和國務卿希拉蕊，推動了美軍參與被稱為「朋友作戰」的救援行動。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的教授中山俊宏認為，拜登也很有可能選擇與自己親近的人或在選舉中提供支援的人擔任駐日大使。

   　　

　　中山指出，「即使沒有政策上的見識和對日美關係的深度參與，與總統關係密切、知名度高的大使也對日本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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