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國內外的學術界對眼下的改革開放之進程頗有微詞，甚至有一些人明里暗裏指責改革開放在倒退。我想眼下的改革開放進程與激進派學者的預期相比應該是難以令人滿意的。政治家安排改革開放首先考慮的不是其進程，而是如何維護政權的穩定。很少有政治家將下野當作自己執政的使命的。這一點應該是學界進行政論的出發點。

 

鄧小平1992年南巡（中國畫報社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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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當一批學者這些年來認為改革開放在倒退，説實在的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進一步不容易，要倒退一步也很困難, 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違，將改革開放的車輪倒轉。應該説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中國人偷吃了「禁果」，大部分人嘗到了自由的甜頭，今天沒有人有能力再把國家的大門關閉。40年前的中國人不要説到外國旅遊，就是在國內走動走動都需要攜帶單位開的介紹信，否則，寸步難行。

    

　　那個年代，涉外酒店是不允許普通的中國人進入的。我一度質疑學校的教科書上批判當年的外國租借區的所謂「華人與狗不的入內」的歧視，在新中國為什麼被完好地繼承下來？解放前是外國人歧視中國人，後來是中國人歧視自己，難道不是嗎？然而今天，進入高級酒店入住的大都是中國人。這種歧視基本不存在。

    

　　40年前，一些中國人利用收音機的短波收聽國外的廣播，但那是冒著很大風險的，因為那時的中國把絕大部分的外國廣播定義為敵臺，如果被人揭發舉報，偷聽敵臺的人有可能被逮捕甚至入獄。然而今天，人們不再偷聽敵臺，而是直接上網，有些國外網站被遮罩，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監管部門可以遮罩一些網站，但這種技術不是絕對的，網路使用者會以特殊的技術突破重圍。我們很少聽説有人因為翻牆而入獄。更何況每年有1億多人次到海外觀光旅遊，資訊封鎖猶如掩耳盜鈴，所以説中國社會一直在進步，只是其步伐比預期的要慢。我們只能慢慢來。

   

　　我要説：改革開放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按李克強總理的説法，改革開放進入了攻堅階段。這話不錯，有人把改革開放形容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這種説法很形象。換句話説，以往的改革是先易後難，不容易顯成效的改革往往被擱置。所以，今天遺留下來的需要改革的多半是頑疾。而今天的中國社會不同於40年前，社會更透明，言論更自由，其結果是政治領袖更擔心決策的失敗。如果説40年前的政治領袖還有勇氣冒險的話，今天的政治領袖恐怕更擔心決策上的失誤和失敗而導致社會的混亂，而只要推動改革到處都是既得利益集團。

   

　　當我們靜下心來觀察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很容易發現今天的改革幾乎處在原地踏步走的狀態，因為沒有人敢為可能犯的錯誤而負責。不過應該説40年前的改革開放需要的是領袖人物的勇氣，今天的改革更需要領袖人物的智慧。然而，和平時期的政治領袖更擅長地是搞平衡，而不是抉擇冒風險。

   

　　長此以往，我們可以很容易觀察到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群眾恨官仇富，官員最擔心的是被群眾或同事的舉報。有人説，中國用30-40年的時間走完了工業化國家用200年才走完的道路，但是物極必反。中國社會的矛盾相當一部分來自發展的速度太快，幾乎所有人都擔心自己成為「剩男剩女」。中國人最講究的是不要輸在起跑線上。

   

柯隆

　　1949年以後的近70年中，1978年以前此起彼伏的階級鬥爭在大部分中國人的心裏埋下了一顆仇恨的種子，1978年以後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有效地刺激了中國人的物質慾望。仇恨+慾望，對於政治領袖來説，統治這個社會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有人要問明天的中國社會會是什麼樣？我相信沒有人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我們不可能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中國拒絕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即所謂的民主和自由的社會。那中國需要尋找第三條路。有一點是肯定的，把馬克思和列寧定義的無産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嫁接到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四不像，絕對行不通。我想如果政治領袖不願意自己領導的政黨下野，唯一的辦法就是不與民爭利。第三條路在哪兒？誰也不知道，用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來表述的話就是邊走邊看。這世界上有沒有第三條路都很難説，我想很可能是中國需要下大功夫啟蒙自己的人民，因為要整個民族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必須大大提高我們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準。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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