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明治維新的志士福澤諭吉(他的頭像印在了今天日本的一萬日元的紙幣上，他也是日本名牌大學慶應大學的創辦人)從歐洲考察回來以後著書告誡其國民：「天不造人上人，天不造人下人」，這種天下公平的思想學説多少也影響了鼓吹天下為公的辛亥革命領袖孫文。福澤諭吉宣揚「敬天愛人」和孫文的博愛同出一轍。很遺憾的是毛澤東教導他的子民「人定勝天」，後來就有了農業學大寨，這實在是恐怖主義的理論。毛澤東推動的改天換地的結果就是風不調雨不順，1960年代初，僅僅3年就餓死幾千萬人。到今天為止中國也沒有能夠實現敬天愛人。只有實現敬天愛人，一個國家才能夠和諧。

柯隆

　　明治維新時，日本並沒有從西方學習多少技術，他們從歐洲輸入的是先進的法律體系，並且啟蒙國民遵紀守法，建立了三權分立，實現了主權在民。明治維新沒有造就一批土豪，但成就了一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志士。到今天日本人也沒有忘記這批志士，所以才把他們的代表人物的頭像印在了紙幣上。雖然日本的天皇是國家的象徵，但你在錢幣上找不到天皇的頭像。這一點太耐人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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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出一批土豪。過去的30多年裏，實際GDP年均增長9%左右，但記入富豪排行榜的中國的土豪們的個人財富每年以上千倍的速度膨脹，他們跟外國富商學會了購買私人飛機，個別家族富可敵國。這正常嗎？我從來不鼓吹仇富，但如此懸殊的財富分配一定意味著災難。因為正常情況下一個人無論他怎麼付出努力都不可能換回年增長1000倍以上的財富。我們看到有太多的官員是先天下之樂而樂。有官員告訴我，不能先天下之樂而樂，那我當官幹嘛？這也是大實話。

　　以前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一直有一個疑問。馬克思説：生産力決定生産關係。可是，考察今天的中國經濟，生産力發展了，但制度改革沒有跟進。有人説，科技落後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但造成科技落後的原因是制度的落後，所以，中國經濟的瓶頸應該説是制度的落後。

　　澳大利亞有一個智庫(研究所)，他們每年估算世界主要國家的「外交指數」，2015年，中國的外交指數位居世界第三(第一是美國，第二是法國)。這個指數裏，排名越靠前，其外交影響力越大。另外，聯合國每年委託一個非政府組織估算各國的「腐敗認知指數」，這個指數越接近100，説明這個政府越廉潔，反之，這個指數越接近零，其政府就越腐敗。根據他們的計算，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是挪威和瑞典等北歐國家。我有旅居北歐的中國朋友告訴我:「我們這兒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相信。北朝鮮的得分只有8，屬於最腐敗的那類。全世界的平均值是43，很遺憾他們測算出的中國的腐敗指數是38，在世界排行第100名。一個不光彩的現實。

　　這幾年，國內的反腐如火如荼，從落馬貪官的人數及貪腐的金額，我們無法質疑這家非政府組織的計算的公正性。如果官員的貪腐只是個案，那我們可以追究其個人的道德修養；但大面積的貪腐出現，我們就應該檢點我們的制度了。我的家鄉南京市，書記和市長都鋃鐺入獄，這是為什麼？

　　過去的30多年，中國學習引進外國的技術成功地促進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但制度的引進滯後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今天經濟發展放緩，新常態不是壞事，問題在於改革在倒退。政府每年派往國外的考察團，很多實際是去旅遊的，其次，是考察國外的基礎設施和工廠，但考察國外文化和制度等軟實力的很少。我們看到國內建設了很多巨型高樓，外表宏偉，但內部沒有內容，缺乏美感和親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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