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健吾: 如果不是在大學工作，有些在香港發生的事情，我真的不會知道。

      聽我的學生説，最近有中學生向香港的廉政公署報案，指學校當局跟中午提供飯盒的供應商勾結。學校當局不讓初中學生到校外用膳，同時要家長在暑假的時候在幾個供應商之間決定由誰為孩子提供飯盒。原來，現在初中的學生，有一部分是可以一整天都不離開學校，原因是「害怕他們在用膳時間外出生意外或受傷」。

      再看看網路上批評學校飯盒供應商的評論，就更發現有不少家長都對飯盒的配菜很有意見。有指不少小孩子，都只是加工食品。孩子都是愛吃午餐肉、午餐腸之類的精製肉類。不用這些東西，用新鮮食材，廚師的功力就變得很重要。往往有些肉類經長時間加熱，肉質就不會好吃，於是就吃剩很多了。還有，香港有一些特別的上學安排，如果在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的時候，學生已經回校，就不能／不應該離開學校，就只好留在安全地方。但有些飯盒供應商跟學校簽的合約是以上課日時計的。簡言之，如果當日教育局不宣佈停課，他們都會準備飯餐。如果在上學時間，學生都在學校，但教育局就宣佈停課，供應商就有大條道理説「因為教育局宣佈停課，所以我們不會供應飯餐」。那，學生們怎麼辦呢？

      我有點難理解的，是現在的學生，就連「選吃什麼的權利也沒有嗎？」在日本，很多學校都自稱自己有「食育教育」。電影《小豬的教室》中，妻夫木聰做老師，叫學生養大小豬，然後決定吃不吃他。寵物和食物的境界線是什麼呢？吃小豬的時候充滿眼淚，是感動還是殘忍呢？另外，有小學會安排學生一年有一次吃地元的名物，如蟹、吞拿魚、銀魚等等，好等學生學會吃複雜的食材，而不是只會吃咖哩飯或是漢堡扒那些新式食物。也有幼稚園的老師自費買吞拿魚，要魚販在孩子面前表演吞拿魚解體show，好等孩子知道他們吃的吞拿魚本來是怎麼樣的。

      本來我以為，香港和日本的學生其中一種根本性的不同，是日本有些學校都有自家的廚房，學生都要負責分配食物，小學生的儀態和食相學習，都在這些地方體現。而到了中學或高中，大家都是去合作社買簡餐或麵包，甚至是吃便當，大家吃的都不會很多。而在香港，我們唯一的吃食教育，大概只是如何運用那一小時的午飯時間：每一天吃什麼，如何用自己的零用錢，今天吃少一點省一點去買點唱片買點玩具，還是我兒時的樂子。

      你想想，現在的小孩連如何花錢都不用思考，沒有一定程度上花零用的自由，沒有選擇食物的機會，沒有選擇取捨慾望機會，他們成長後會變成怎麼樣的人呢？很多時候，我都聽到家長説現在九十後成長的一代，不會為自己打算，不會為自己做決定，在他們的成長的時候，有幾多機會要給他們做決定呢？有沒有人告訴他們，人生就是在有限的資源下，面對各式各樣的慾望和引誘？

      生活本來就不是一件可以教的事。每個人都在生活的些微末節中，學習如何面對自己，面對別人，面對人生。而所謂成長，也許只是小孩一天一天學會面對各式各樣的失落和悲哀。當我們盡力去保護小孩的時候，是不是又在令他們失去面對世事的訓練機會呢？

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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