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談電影
2018/06/06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獲得坎城國際電影節的最高獎「金棕櫚獎」，這是日本電影時隔21年再次榮獲此殊榮，為此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採訪了是枝導演。是枝導演提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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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枝裕和 |
記者：是枝先生以前就説過「電影節是思考電影豐富性的場合」。這次您思考了什麼呢？
是枝：評審團主席凱特·布蘭琪特在閉幕式的開頭表示，「很多電影將鏡頭對準了隱形的人(Invisible People)」，我當時感覺自己的作品也是如此。在《小偷家族》中，被社會排斥、被忽視的人以隱形的狀態存在。他們被發現的時候，只會被當做犯罪者。《無人知曉》中的兒童也是如此。
聽了她説的「隱形」，這些事才在我的大腦中形成了語言。在那之前並未組織成語言。那個電影節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
在拍攝《無人知曉》的2004年，有外國記者對我説：「你被稱為‘描寫死亡和記憶的作家’，但我認為不是，你是一直在拍‘被落在後面的人’」。這是別人對我説的話，讓我一瞬間清晰地意識到了自己作為作家的立場。非常感謝。
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這次來了很多中國的年輕電影人和評論家。現場有很多他們製作的評分表，對我也進行了熱情的採訪。
在中國展館，匯聚年輕電影人的「大師課堂」（Master Class）和研討會連日開了好幾場。賈樟柯導演和我獲得了邀請。有大約30名年輕導演參加，我看了他們的作品，還有章子怡和金城武這樣的明星出演，投入了大筆資金。我感覺新的電影作家將從這裡誕生。中國的意思很明顯，要讓肩負新世代的年輕人體驗電影節。「危險了」，日本要成為亞洲的孤兒了，我有了這種危機感。
富田克也、深田晃司、濱口龍介等導演，會拍、會寫、會説的才能已經出現。但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走向海外。日本年輕人並沒有走向海外的意識。我最近在洛杉磯和紐約的電影學校講課，現在幾乎沒有日本學生。全都是中國人和南韓人。
記者：據説日本「缺乏將電影作為文化理解的根基」。
是枝：電影裏包含了商業和娛樂等各種因素，因此才非常有趣。但在歐洲的電影節上，我與他們的電影人聊天感受到的電影豐富性很難在日本感受到。回到日本，有的人只會將坎城作為綜藝節目的談資……講述電影的語言仍未成熟。
在坎城大家都是認真地比賽。導演和編劇如果鬆懈就會失去信用。決定獎項歸屬的評委、選擇作品的電影節秘書處也會受到批評。之所以會變成4方交錯的嚴肅比賽，是因為所有人都重視電影。置身此地就是一種鍛鍊。為了讓年輕人獲得更多經驗，我這次也帶了「分福（是枝導演等人創立的電影製作公司）」的年輕人過去。
要培育年輕的電影人，應該積極確保文化發展所需的預算。不過，在當今日本，只會以電影能為國家帶來什麼這種思維理解文化的人成為主流。在這種情況下，向符合國家利益的作品投入資金、以及向外國推銷日本的內容産業，只會形成這種思維。這樣沒有意義。
為了在整個行業培育年輕人，我希望日本像法國一樣，將票房的數個百分點用於創作補貼。如果不這樣做，作為文化的電影將逐漸衰弱。我感覺包括移民在內的法國電影人很了不起。因為在他們身上，能夠明顯看到肩負電影文化的自尊和氣魄。亞洲的年輕電影人想要獲得法國的資金，也是因為法國的制度是開放的。
記者：是枝導演本人也考慮在法國拍攝新作吧。
是枝：雖然還沒正式宣佈，但現在正在籌備。2011年朱麗葉·畢諾許訪問日本時，曾邀請我一起拍電影。電影裏會出現法國人和美國人，但基本上還是一部法語電影。作為導演、腳本和編輯，我將一個人趕赴法國，和那裏的工作人員一起拍攝。
我有通過《小偷家族》做個告別的想法，因此今後幾年將在外國拍電影。我想跨越語言障礙，嘗試一下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導演工作。
我將在新環境下拍電影。合同、融資和管理工作都不同。我已經目睹了日本是多麼特殊。在世界的標準之中，自己的作品會發生什麼變化？我現在就像電視製片人一樣饒有興趣地觀察著。雖然也舉行了試鏡，但我發現法國演員的素養很棒。
將來打算拍攝以「滿州」（現中國東北部）為舞臺的電影。講的是「滿州電影協會」的故事。需要的資金只在日本國內籌不到。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我必須積極思考接下來怎麼辦，接下來的接下來怎麼辦。希望在仍有體力的60歲之前完成。
日本的國內市場不斷萎縮，也缺乏多樣性。有自覺性的電影人將前往海外。這樣一來，年輕人的未來藍圖也將變得多樣化。
這是拓展自己職業生涯的時機，獲得金棕櫚獎很不錯。我從坎城飛到紐約，與一位演員見面協商出演的事情，在入座的瞬間，對方和我説「在這個時機，我很難拒絕您」。
記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古賀重樹
是枝裕和
1962年生於東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進入TV Man Union公司拍攝紀錄片。1995年首次執導《幻之光》。7次入圍坎城電影節，2004年的《無人知曉》讓柳樂優彌獲得最佳男演員獎，2013年的《如父如子》獲得評審團獎。《小偷家族》將於6月2～3日在日本進行點映，8日正式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