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我見過的最講信用的族群
2016/10/10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張石：來到日本後，我接觸過各地、各國的人們，當然接觸最多的是日本人，其次有漢語圈的中國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等，由於英語不好，接觸歐美人不多，但是在工作中也有若干接觸，從我的印象出發，日本人是最講信用的族群，當然需要事先聲明，我這裡所説的，只是指我現在能夠接觸到的普通日本人，不是指決定國家大計方針政治家等，他們説出去的話有時不能兌現，那也許是由於各種力量的對抗與制衡所致，不是一個人僅靠個人品質就能夠實現的，也不包括那些歷史上的日本人，因為沒有接觸到過，我不知道。
比如説人們有時在分別時會説一句話：「我過後給你打電話」，我到台灣去過多次，多次聽到有人這樣對我説，但是我幾乎沒有接到過説過這種話的人們的電話，在日本卻幾乎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事。那時我想，可能是這種人碰巧都讓我遇上了，或者這句話在台灣只是一句客套話，並不含有一定要實現的意思，是為了表現一種「不忍離別」的情緒，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加圓滑吧。我也接觸過一些香港人，有時並不是這樣隨便地説一句，而是因為工作上的事請約好打電話，但是仍有接不到電話的時候，大陸人最近接受日本的習慣較快，在守約的事情上比以前有所改進，但是和日本人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而日本人卻不是如此，如果他(或她）對你説：「我過後給你打電話」，這個電話幾乎100%是要打過來的，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日本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筆電，記下他們和別人的約定和其他的安排，為的就是不忘記約定。日本人將這種筆電叫做「手帳」。恐怕日本是世界上手帳最發達的國家，幾乎人手一冊。一般和日本人見面時，他們都會拿出手帳記下和你的一切約定。手帳是按照日曆來編排的，每年都會有大量的新年度手帳上市。也許，我們中國人在違約時會想出種種的理由來，諸如「我忘記了」等等，但是日本人這個幾乎人手一冊的手帳，可能其功能就是在你的面前堵住了他一旦不守約時用諸如「我忘記了」等託詞逃避責任的後路，用來約束自己不要違約，同時也向你誓言他不會違約，因此日本人一般也都不會忘記和你的約定。
據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協力機構（JICA）2012年對來日研修的114名外國研修員的抽樣調查，在有關對日本人的印象的提問中，認為日本人「守約（嚴格守時）」的最多，這樣的回答達109次，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到了日本人的這一特徵。(1)
記得我在做留學生打工的時候，有一次遲到了，我説了一大堆的理由，而帶我們工作的年輕人只説了一句日本成語：「男子漢，不強詞奪理。」這句話使我非常受震撼，那就是在日本人看來：不守約是一個絕對的錯誤，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理由。
日本作家太宰治有一篇發表於1940年的著名短篇小説《奔跑吧 ，梅洛斯》，講的故事是一名淳樸的牧羊青年梅洛斯，為了準備妹妹的婚禮，到小城錫拉庫斯去購買新婚用品。他覺得街上的氣氛特別沉鬱，問街上的人們是什麼原因？人們告訴他：因為國君迪奧尼斯疑心甚深，殺死了許多人。國王的這一暴行激怒了牧羊人，他決心暗殺這個暴君，但是暗殺未遂被捕，結果當然是要被處死。被捕後梅洛斯説自己要給妹妹完婚，希望國王給他三天寬限，在被處決前一定會回來，並讓自己的摯友，在錫拉庫斯城做工的石匠塞裏努丟斯作為人質留在國王那裏。國王雖然不相信他，但是為了證明他對人們的多疑是正確的，就答應了他的要求。
梅洛斯為妹妹辦好婚禮以後，在返回錫拉庫斯城的時候，經受了河水氾濫、山賊（應是奉國王之命前來伏擊的殺手）襲擊等，使本來可以輕鬆到達的路程充滿了艱難，他搏擊濁流，打倒山賊，筋疲力盡，倒在地上，一度曾經絕望地想放棄自己的努力，但是為了讓國王意識到自己多疑的錯誤與醜惡，拯救自己的摯友，他拼著最後的力氣奔向錫拉庫斯，在第三天黃昏終於到達錫拉庫斯，履行了承諾，當他和朋友塞裏努丟斯擁抱在一起時，國王羞愧不已，希望自己也成為他們的朋友。（2）
雖然這部作品是改編自德國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Die Bürgschaft》，而席勒的這個故事源頭是古希臘的羅馬作家蓋烏斯的《達蒙和皮西厄斯（英語：Damon and Pythias）》，但是太宰治對作品充滿創造性的改編使這部作品在日本引起極大的反響，並且經久不衰，從1955年開始，被NHK電視臺、東寶、朝日電視臺、富士電視臺、日本電視臺等排成電視劇、電影、動畫片等，也被編入日本國語教科書。不管太宰治本人是不是守約的人，這部小説在日本産生的巨大影響，充分證明了日本人對講信用、冒死履約這種品質的充分的肯定、嚮往和讚美的心情。
對於日本人這種守約、守時的感覺，我想不只是我個人的感覺，也是可以實證的。據日本專門研究鐵路問題等的作家三戶祐子介紹：「據JR東日本（日本最大的鐵道公司）的數據（1999年），日本一輛列車的晚點率，新幹線平均為0.3分；普通列車平均1.0分，新幹線95％正點；普通列車87％（延遲不滿１分鐘），有的年份有大雪、大雨等，因此在統計上也有若干的不同，但是在這十幾年裏，每年每列車的平均晚點時間都在1分鐘以下。
歐洲也有同種數字，據英國的鐵道雜誌Raiway Gazette International上所登載的數字（1992年），英國、法國、義大利的列車正點率大致都在90%前後。人們會覺得，這些國家和日本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嘛，其實日本的統計和外國的統計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日本的統計中，延遲1分鐘以上的，都作為‘晚點’統計，而在外國，延遲10分或15分，都不被作為‘晚點’。
如法國的超高速鐵路TGV東南線，其正點率被統計為‘91.8%’，而這裡麵包括延遲14分以下的列車，即使是延遲13分鐘的列車，在統計上也都被作為‘正點’，不作為‘晚點’統計，而義大利的普通列車，15分鐘以上延遲，才被作為‘晚點’，英國的‘城際鐵路（Inter city）’10分以上才算‘晚點’，因此統計出了90%左右的正點率，可見日本和這些其他國家在統計的出發點和想法上就有很大的不同。」（3）
日本的鐵路，就是日本人嚴格守時、守約習慣最有代表性的象徵。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組織行為學教授艾琳-梅耶爾(Erin Meyer)日前出版了一本The Culture Map: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ible Boundaries of Global Business，他在書中認為：德國、日本、荷蘭等國民比較守時，而沙烏地阿拉伯、中國、巴西等國民不太守時。（4）但是就是德國的鐵路，也是將延遲5分鐘之內都算「正點」，還遠不及日本。（5）
我想，日本的守信用，一方面是因為國土狹小，能源貧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想勝出，必須強調效率，而在人與人構成的集團中，只有守約、守時的集團才能有高效率；另一方面，這種習慣也可能來自滲透到日本日常倫理中的儒家傳統。歷史上武士階層，很重視儒教的「五德」，即「仁」、「義」、「禮」、「智」、「信」，但是在排列「五德」的順序和評價其輕重時與中國的儒學有所不同，與中國把「仁」作為「五德」之首不同，他們把「忠」作為貫穿「五德」之「義」，將「武士説一不二」的「誠」作為道德的核心。可能這種傳統也影響到了現代的日本人，三戶祐子認為：「正像人們發現了新教倫理和西歐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一樣，儒教倫理的普及也對日後日本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5)
有一次，我去一位朋友家，看見了日本政界大佬小澤一郎為他寫下的手書：「百計不如一誠」，這句話使我很震撼，也使我深深的感到了「誠」在日本日常倫理中的份量。日本有一句常用的成語，就是「綸言如汗」（綸言汗のごとし），我常在書上看到這句話，但是不懂，經過查字典我才知道，這句話出自中國典籍《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鄭玄注：「言言出彌大也。」這裡是説皇帝的話，一説出來就像汗流出後不能收回，而日本把這句話是當做普通人應該做到的準則來約束自己的，令我感嘆，也使我為自己這個自以為有點文化的人從來也沒有聽説過這句話而感到羞愧。
（1）「 JICA研修員的‘日本的印象’：認真和善,對‘人品’印象好—來自JICA中國課題研修員的問卷調查」, http://www.jica.go.jp/chugoku/office/ku57pq00000bq5z7-att/2014_05.pdf。
（2）見太宰治《奔跑吧 ，梅洛斯》，《太宰治作品集》3，築摩書房，1998年版。
（3）三戶祐子《正點發車--世界上的鐵路運輸為什麼日本最準時？》，新潮社，2005年版，14-15頁。
（4）Gus Lubin「八張圖表揭秘不同文化的天壤地別」，http://www.bowenwang.com.cn/the-culture-map-8-scales-for-work
（5）見三戶祐子《正點發車--世界上的鐵路運輸為什麼日本最準時？》，新潮社，2005年版，14-15頁。
（6）同上,44頁。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比如説人們有時在分別時會説一句話：「我過後給你打電話」，我到台灣去過多次，多次聽到有人這樣對我説，但是我幾乎沒有接到過説過這種話的人們的電話，在日本卻幾乎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事。那時我想，可能是這種人碰巧都讓我遇上了，或者這句話在台灣只是一句客套話，並不含有一定要實現的意思，是為了表現一種「不忍離別」的情緒，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加圓滑吧。我也接觸過一些香港人，有時並不是這樣隨便地説一句，而是因為工作上的事請約好打電話，但是仍有接不到電話的時候，大陸人最近接受日本的習慣較快，在守約的事情上比以前有所改進，但是和日本人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而日本人卻不是如此，如果他(或她）對你説：「我過後給你打電話」，這個電話幾乎100%是要打過來的，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日本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筆電，記下他們和別人的約定和其他的安排，為的就是不忘記約定。日本人將這種筆電叫做「手帳」。恐怕日本是世界上手帳最發達的國家，幾乎人手一冊。一般和日本人見面時，他們都會拿出手帳記下和你的一切約定。手帳是按照日曆來編排的，每年都會有大量的新年度手帳上市。也許，我們中國人在違約時會想出種種的理由來，諸如「我忘記了」等等，但是日本人這個幾乎人手一冊的手帳，可能其功能就是在你的面前堵住了他一旦不守約時用諸如「我忘記了」等託詞逃避責任的後路，用來約束自己不要違約，同時也向你誓言他不會違約，因此日本人一般也都不會忘記和你的約定。
 |
據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協力機構（JICA）2012年對來日研修的114名外國研修員的抽樣調查，在有關對日本人的印象的提問中，認為日本人「守約（嚴格守時）」的最多，這樣的回答達109次，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到了日本人的這一特徵。(1)
記得我在做留學生打工的時候，有一次遲到了，我説了一大堆的理由，而帶我們工作的年輕人只説了一句日本成語：「男子漢，不強詞奪理。」這句話使我非常受震撼，那就是在日本人看來：不守約是一個絕對的錯誤，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理由。
日本作家太宰治有一篇發表於1940年的著名短篇小説《奔跑吧 ，梅洛斯》，講的故事是一名淳樸的牧羊青年梅洛斯，為了準備妹妹的婚禮，到小城錫拉庫斯去購買新婚用品。他覺得街上的氣氛特別沉鬱，問街上的人們是什麼原因？人們告訴他：因為國君迪奧尼斯疑心甚深，殺死了許多人。國王的這一暴行激怒了牧羊人，他決心暗殺這個暴君，但是暗殺未遂被捕，結果當然是要被處死。被捕後梅洛斯説自己要給妹妹完婚，希望國王給他三天寬限，在被處決前一定會回來，並讓自己的摯友，在錫拉庫斯城做工的石匠塞裏努丟斯作為人質留在國王那裏。國王雖然不相信他，但是為了證明他對人們的多疑是正確的，就答應了他的要求。
梅洛斯為妹妹辦好婚禮以後，在返回錫拉庫斯城的時候，經受了河水氾濫、山賊（應是奉國王之命前來伏擊的殺手）襲擊等，使本來可以輕鬆到達的路程充滿了艱難，他搏擊濁流，打倒山賊，筋疲力盡，倒在地上，一度曾經絕望地想放棄自己的努力，但是為了讓國王意識到自己多疑的錯誤與醜惡，拯救自己的摯友，他拼著最後的力氣奔向錫拉庫斯，在第三天黃昏終於到達錫拉庫斯，履行了承諾，當他和朋友塞裏努丟斯擁抱在一起時，國王羞愧不已，希望自己也成為他們的朋友。（2）
雖然這部作品是改編自德國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Die Bürgschaft》，而席勒的這個故事源頭是古希臘的羅馬作家蓋烏斯的《達蒙和皮西厄斯（英語：Damon and Pythias）》，但是太宰治對作品充滿創造性的改編使這部作品在日本引起極大的反響，並且經久不衰，從1955年開始，被NHK電視臺、東寶、朝日電視臺、富士電視臺、日本電視臺等排成電視劇、電影、動畫片等，也被編入日本國語教科書。不管太宰治本人是不是守約的人，這部小説在日本産生的巨大影響，充分證明了日本人對講信用、冒死履約這種品質的充分的肯定、嚮往和讚美的心情。
對於日本人這種守約、守時的感覺，我想不只是我個人的感覺，也是可以實證的。據日本專門研究鐵路問題等的作家三戶祐子介紹：「據JR東日本（日本最大的鐵道公司）的數據（1999年），日本一輛列車的晚點率，新幹線平均為0.3分；普通列車平均1.0分，新幹線95％正點；普通列車87％（延遲不滿１分鐘），有的年份有大雪、大雨等，因此在統計上也有若干的不同，但是在這十幾年裏，每年每列車的平均晚點時間都在1分鐘以下。
歐洲也有同種數字，據英國的鐵道雜誌Raiway Gazette International上所登載的數字（1992年），英國、法國、義大利的列車正點率大致都在90%前後。人們會覺得，這些國家和日本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嘛，其實日本的統計和外國的統計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日本的統計中，延遲1分鐘以上的，都作為‘晚點’統計，而在外國，延遲10分或15分，都不被作為‘晚點’。
如法國的超高速鐵路TGV東南線，其正點率被統計為‘91.8%’，而這裡麵包括延遲14分以下的列車，即使是延遲13分鐘的列車，在統計上也都被作為‘正點’，不作為‘晚點’統計，而義大利的普通列車，15分鐘以上延遲，才被作為‘晚點’，英國的‘城際鐵路（Inter city）’10分以上才算‘晚點’，因此統計出了90%左右的正點率，可見日本和這些其他國家在統計的出發點和想法上就有很大的不同。」（3）
日本的鐵路，就是日本人嚴格守時、守約習慣最有代表性的象徵。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組織行為學教授艾琳-梅耶爾(Erin Meyer)日前出版了一本The Culture Map: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ible Boundaries of Global Business，他在書中認為：德國、日本、荷蘭等國民比較守時，而沙烏地阿拉伯、中國、巴西等國民不太守時。（4）但是就是德國的鐵路，也是將延遲5分鐘之內都算「正點」，還遠不及日本。（5）
我想，日本的守信用，一方面是因為國土狹小，能源貧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想勝出，必須強調效率，而在人與人構成的集團中，只有守約、守時的集團才能有高效率；另一方面，這種習慣也可能來自滲透到日本日常倫理中的儒家傳統。歷史上武士階層，很重視儒教的「五德」，即「仁」、「義」、「禮」、「智」、「信」，但是在排列「五德」的順序和評價其輕重時與中國的儒學有所不同，與中國把「仁」作為「五德」之首不同，他們把「忠」作為貫穿「五德」之「義」，將「武士説一不二」的「誠」作為道德的核心。可能這種傳統也影響到了現代的日本人，三戶祐子認為：「正像人們發現了新教倫理和西歐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一樣，儒教倫理的普及也對日後日本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5)
有一次，我去一位朋友家，看見了日本政界大佬小澤一郎為他寫下的手書：「百計不如一誠」，這句話使我很震撼，也使我深深的感到了「誠」在日本日常倫理中的份量。日本有一句常用的成語，就是「綸言如汗」（綸言汗のごとし），我常在書上看到這句話，但是不懂，經過查字典我才知道，這句話出自中國典籍《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鄭玄注：「言言出彌大也。」這裡是説皇帝的話，一説出來就像汗流出後不能收回，而日本把這句話是當做普通人應該做到的準則來約束自己的，令我感嘆，也使我為自己這個自以為有點文化的人從來也沒有聽説過這句話而感到羞愧。
 |
| 張石 |
（2）見太宰治《奔跑吧 ，梅洛斯》，《太宰治作品集》3，築摩書房，1998年版。
（3）三戶祐子《正點發車--世界上的鐵路運輸為什麼日本最準時？》，新潮社，2005年版，14-15頁。
（4）Gus Lubin「八張圖表揭秘不同文化的天壤地別」，http://www.bowenwang.com.cn/the-culture-map-8-scales-for-work
（5）見三戶祐子《正點發車--世界上的鐵路運輸為什麼日本最準時？》，新潮社，2005年版，14-15頁。
（6）同上,44頁。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版權聲明：日本經濟新聞社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複製，違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