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互厭是虛 互相喜歡是實
2015/06/19
這個調查到現在已經進行了十年,在這十年中,雙方對對方國的印象都不樂觀的,負面印象在2013年最高,分別為90.1%和92.8%,總的來説,雖然數字有所上下波動,但總的趨勢是對對方國家的負面印象不斷上升;正面印象不斷下降的趨勢。
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 張石 |
「第一期:從昭和47年(1972)到昭和63年(1988)年。在1972年到1982年10年間裏,因為沒有充分的資料,難以進行一般性的資料總結,但是大體上回答‘有好感’的總是高於‘沒有好感’的40-60%,特別是昭和53年(1978)年到昭和55年(1980),回答‘有好感’的人越來越多,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親近感很強烈。
第二期:從平成元年(1989)到平成15年(2003年)‘好感’和‘沒有好感’各約一半,相互拮抗。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回答‘有好感’的佔壓倒多數,回答‘沒有好感’的負面回答也沒有佔壓倒多數,而且每年都會做出類似的回答。
第三期:而從平成元年(2004)年開始到平成24年(2012),與第一期相反,回答 ‘沒有好感’的總比回答‘有好感’高20%以上,特別是平成22年(2010),負面的回答竟然高出正面回答58個百分點。」
「而根據小林良樹(慶應大學教授)對中國對日印象的調查的精心的收集,中國從1990年中期開始,對日感情出現惡化傾向。」(見園田茂人編《日中關係史1972-2012Ⅲ社會·文化》,東京大學出版會,2012,4頁)日本言論NPO與中國日報10年來的調查,也基本證實了2004年以後的境況。
但是根據這些調查是不是就可以認為中國人和日本人從21世紀初期開始就互相討厭了呢?筆者並不這樣認為,與這種通過一時的感覺回答出的數字相比,一些現實中的數字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首先,據日本文部科學省今年2月發表的資料「關於《日本人的海外留學者數字及外國留學生在籍狀況調查》」和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的《日本人學生等的海外留學狀況》,去海外留學的日本人2012年以前一直是留學美國的人數佔首位,而到了2012年,去中國留學的日本人超過了去美國的人數,達2萬1,126人,1994年僅為5,055名,而據日本法務省的資料,2014年在日本取得留學在留資格的中國留學生為105,557人;而1994年僅為35,014人。
第二,據日本法務省的《歸化許可申請者數的推移》,在日本,加入日本國籍的中國人從2005年到2014年10年裏平均每年為4081人,而在蜜月期或曰「準蜜月期」的1984年到1993年平均10年間每年僅為14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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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據日本法務省的《在留外國人統計》和外務省《海外在留邦人調查統計》,在日中國人人數在中日蜜月期的1988年為129,69人,1994年為218,585人,而2014年為654,777人。而日本人在華人數1994年為13,675人,2014年為135,078人。
可以説,這些數值與近年來中日兩國有關兩國國民感情的調查,走的是一個相反的曲線,從這些數字是否可以導出這樣的結論:中日兩國國民不是不斷走向相互厭惡,而是不斷走向互相喜歡?去中國留學的日本人最多,難道不是説日本人很喜歡中國嗎?在對日感情的「冷卻期」,平均每年加入日本國籍的中國人是蜜月期或曰「準蜜月期」2.9倍,難道不是更多的中國人喜歡日本了嗎?在中日感情「冷卻期」,日本國內平均每年的中日國際結婚件數是蜜月期或曰「準蜜月期」3.1倍,而且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現在始終佔日本國內國際結婚件數的首位,這難道不是兩國民眾越來越相互喜歡了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日本定居、學習、工作、旅遊,難道不是中國人越來越喜歡日本了嗎?
對兩國國民感情的民調的數字和現實中數字的乖離,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當然,筆者不否定日本言論NPO與中國日報及日本內閣府等所做的輿論調查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正確性及嚴密性,但是這種調查必然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首先是這種調查具有很強的情緒性,而且會受到一時的政治事件與政治形勢的影響。如在日本言論NPO與中國日報2014年的調查中,日本人在回答對中國「印象不好」的理由時,最多的是「採取與國際準則不相同的行為」,達55.1%;其次是「為了確保資源和能源,以自我為中心採取行動」,達52.8;中國人回答對日本印象不好的理由時説「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引起對立」最多,為64%;回答「對侵略歷史沒有很好地道歉、反省」的佔59.6%。
由此可見,這類調查,具有很大的單純性和情緒性,容易成為單一的政治關係的晴雨錶,很像日本對內閣支持率的民意調查。如2002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閃電般」訪問朝鮮,一夜間支持率就上升了13%,而在2002年2月,他將在國民中很有人氣的外務大臣田中真紀子撤職,80%左右的支持率一下子下降到50%左右。
與此相對,在決定自己是否取得對方國家國籍,是否終生在對方國家生活,是否去對方國家留學,是否與對方國家的人結婚的等問題上,卻要綜合這個國家的生活、文化、歷史、政治、環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加以考慮,並要做較切實的調查,通過這些調查而得出的究竟「喜歡與不喜歡」的結論,會比在針對國民感情的民調中所做的心血來潮式的回答更具有現實性、穩定性,也更理性化。
其次,有關國民感情的民調具有很大的隨機性,所選擇的人群,大多數是沒有在對方國家長期生活過的人群,他們對對方國家的認識,主要是通過媒體來完成的,但是媒體的規律和認識的規律有時是乖離的,媒體報道的是「特殊」,報道的方式往往是特寫式的,就是聚焦有新聞性的事件和主題,給受眾以衝擊性的效果。教媒體課的老師都會告訴學生:「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而真正認識一個「完整尺寸」,用日語來説就是「等身大」的對方,需要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通過「一般」來認識。在任何國家,「人咬狗」都是偶發的,如果看到了「人咬狗」的新聞,就認為在對方的國家「人咬狗」是一種普遍現象,那就會發生很大的認識偏離。因此,媒體是認識對方不可缺少的媒介,但有時也會形成誤區,這裡不關乎有沒有報道自由,也不關乎是否做了公正客觀的報道,而是媒體和認識的不同規律和不同要求使然。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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