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北海道的函館市有「魷魚之鄉」的美稱，1月是捕撈魷魚的最後階段，在與燈光燦爛的夜景形成對照的漆黑海面上，點點漁火零星分佈。2018年度魷魚的漁獲量處在歷史最低水準，比頂峰時下滑8成以上。這裡「或許已經算不上魷魚之鄉」了，很多漁民早早就結束了捕撈。

　　  　　

         　　

　　魷魚的平均價格為每公斤632日元，達到10年前的3倍。但加工業者採購的是500日元以下的魷魚。函館的水産批發市場在日本全國聞名，但場內充滿了冷清的氛圍。  

       　　 

　　魷魚對環境變化敏感，被稱為「海中金絲雀」，漁獲量在1968年達到70萬噸，但最近數年降至10分之1以下。北海道大學名譽教授櫻井泰憲（68歲）警告稱，「由於産卵地的水溫下降和親代魷魚的減少，資源量即將枯竭」。過去日本捕撈到世界一半的魷魚，並端上了日本的餐桌，但如今漁獲量降至第8位。

 　 

　　漁獲量減少直接打擊日本企業的經營。在北海道南部的松前町，自3月起開始生産魷魚産品，但該町水産加工振興協議會會長高松秀也（57歲）表情嚴肅地表示，「目前是作為産地能否生存下去的緊要關頭」。

 　　

　　從事海産品加工的TONAMI食品工業（位於北海道北斗市）的工廠裏熱氣沸騰，但並非加工魚貝類，而是在蒸馬鈴薯。該公司為了維持就業，啟動了並非本行的蔬菜加工業務。其社長、同時擔任日本全國魷魚加工業協同組合理事長的利波英樹（68歲）唉聲嘆氣地表示，「魷魚的漁獲王國已經是中國」。

      　   

　　有一段記憶讓利波英樹始終難以忘記，那是在俄羅斯出現的吃魷魚絲熱潮。但對新市場的期待眨眼之間化為泡影，因為供應商是中國。中國從遙遠的阿根廷等世界各地籌集魷魚，然後低價銷售。日本産太貴，不受歡迎。

　　　　　

　　「這是中國買太多的影響」，運營大阪燒（又名：御好燒）店的千房控股的負責人這樣感嘆，「章魚和魷魚進貨價漲了4成，蝦也上漲1～2成左右」。該公司使用的章魚2016年從日本國産改為南非等的進口産品。該負責人表示，「已經無法確保可供全店使用的量」。   

          

       　  

　　日本海的優良漁場有大量魷魚。中國和朝鮮的船隻有時以千艘規模湧來。從小型的木船發展為牢固的大型船。日本山形縣漁業協同組合參事西村盛（51歲）表示，「（那些船）是否帶有武器？對方的網是否會纏到螺旋槳上？有些夜間因不安而無法作業」。  

   

  　

　　日本水産廳2018年實施了5千次以上的噴水等驅逐警告，計劃時隔55年增加執法船隻。日本農相吉川貴盛1月底表示，「外國船的違法行為頻發。如果置之不理，在水産改革中獲得漁民合作將變得困難」，顯示出危機感。

  　　

　　包括養殖在內的日本漁業産值2016年為1.5856萬億日元。世界的漁獲量在平成時代（1989年～2019年）的30年裏增至2倍，而日本幾乎減為一半。

  　

　　這種異變不僅發生於魷魚領域。在日本，藍鰭鮪魚曾在首次拍賣中拍出3.336億日元的歷史最高價。但在從築地遷至豐洲的交易市場，2019年初開市時的生鮪魚到貨量減少6成。秋刀魚和鮭魚等很多大眾魚類也呈現捕撈量減少的傾向。

    

以3.336億日元歷史最高價成交的鮪魚（2019年1月5日上午、東京都中央區）

        　    

　　2018年12月，為推動企業涉足，提高生産效率，推動漁業再次成為增長産業，日本通過了《漁業法》修正案。這是日本時隔70年對該法進行根本性修訂。希望借此調查資源量，按漁民和漁船分配捕撈量配額，防止濫捕，實現有計劃的作業。

 　

　　日益減少的漁業資源的爭奪戰並非只以外國為舞臺。在先行引進資源管理的藍鰭鮪魚領域，日本國內也發生了摩擦。

    

     　　   

櫻蝦（資料圖）

      

　　在截至2018年夏季的漁期，發生了部分地區未遵守捕撈量配額的混亂。截至2018年2月，捕撈量已經達到配額的9成以上，於是日本在全國限制了捕撈。「難道是先下手為強？」相關人士的不信任感和不滿至今仍未化解。

  　 

　　2019年2月底，在大分市舉行了有關《漁業法》修正案的意見交流會。「漁民希望在魚來的時候捕撈」、「還需要償還債務」，日本水産廳水産經營課長清水浩太郎（48歲）疲於應付擠滿會場的170人的提問。

 　

　　日本的水産資源不穩定，難以在管理和經濟合理性之間保持平衡。以有「駿河灣的寶石」之稱的櫻蝦為例，為保持資源持續禁漁，2018年的秋季漁期1天也沒有捕撈。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佐佐木Takumi、井上達也、松尾洋平、福島悠太、渡邊夏奈、藥袋大輝、土橋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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