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作為一個足球愛好者，在我記憶中，中國國家足球隊唯一一次衝出亞洲進入世界盃決賽的就是日韓共同舉辦的2002年世界盃，因為日韓作為主辦國自動出線，中國隊得以幸運出線。那以後，中國隊成績一直不佳，2015年亞洲盃雖進入八分之一決賽，隨機被淘汰出局。中國人並不差對足球的熱情，投入的資金也不少，就是無法振興，為什麼?

柯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7年前，我剛到日本留學時，日本尚無職業俱樂部聯賽，日本人普遍不喜歡足球，都是看“野球”，也就是棒球。後來，日本成立了職業俱樂部聯賽，重金聘請外國教練和球員。短短20多年來，日本足球水準大長，雖説還不能和巴西或德國這樣的世界強隊一決高低，但在亞洲是可以逞強的。為什麼日本足球可以上去，中國足球就上不去?

      要説原因可能有很多，諸如中國球場上的踢黑球，吹黑哨，等等。但可能最關鍵的問題我們很容易發現，日本隊在場上是非常合作的，而中國隊員在場上象一盤散沙，有一個進攻的機會，明明自己並非最佳位置，但控球的運動員絕對不把球傳給處於更佳有利位置的隊員，通常是球門前喪失良機。

      我不想把一個足球問題上綱上線，但我不得不從我們的民族性來檢討足球往往敗北的原因。也就是説我們中國人之間的不合作性很可能源於我們的民族性或是一種體制。有道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一直認為小的時候老師教導我們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One for all, all for one)只是説説的，在實際工作和生活中，絕大部分是人人為己，絕不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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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日本的一家銀行系統的研究所工作過5年，在現在這家研究所供職了16年，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日本企業和中國的國有企業一樣喜歡開會，大多數情況，中國的國有企業開會的討論可能會很熱烈，甚至激烈，但很少得出建設性的結論，所以通常需要黨委的領導進行指示，這被總結成民主集中制。日本企業開會不會很熱烈，但最後總可以集約出一個結論，而且，大家都會尊重這個結論，即使自己並不同意。相反在中國即使黨委做了最終指示也不一定被很好貫徹。

       我一直覺得在中國當一個政治領袖比在日本當一個政治領袖要困難的多。中國有很多的“愚民”，還有更多的“刁民”，要讓一個正常人去領導如此多的“愚民”和“刁民”且不是件容易的事。日本很少刁民，大部分是良民，有個性的人不多，絕大部分是遵紀守法，安於現狀的。日本企業職工即使對自己的待遇不滿，但不會由此而明顯怠工，同樣足球運動員即使不滿獎金的金額，但球還是好好踢的。而我們中國人的眼裏揉不進沙子，稍有不滿，工作上就會很馬虎。

       我們中國每個人都有一個小算盤，每天都在算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一個在中央政府某部門工作的朋友，幾年前，其單位有好幾個跟他一樣的正處級幹部，單位要從他們當中選拔一位到司局級，某日，這個朋友給我打電話，上來就説“不幹了”，我有點丈二和尚，問:為什麼？他説:“這次晉陞不是我？”這件事的結果是一個喜劇，不知這位朋友通過怎樣的努力，説服了他單位的黨委和人事部門最終提拔他。

       無論是體育競技還是普通職場，對個人的評價和利益分配都很難實現絕對公平。面對非惡意的不公平，當事人需要寬容，如果每個人都斤斤計較，那結果可想而知。中國是一個地大人多的國家，地域和氣候的差異造成了人的強烈個性。個性是文化創新的源泉，但如果沒有寬容，利己之心將被加倍助長。我們看到的那些被雙規的高官堪稱利欲熏心，中國要走出這樣尷尬的局面沒有別的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政府和領導不要與民爭利。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于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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