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不加入亞投行?
2015/06/30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 6月29日由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將正式簽署協定。其美中不足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拒絕參加，但值得中國安慰的是包括七國首腦峰會中的歐洲主要國家德國、英國和法國等加入AIIB。美日拒絕加入AIIB的理由據説是擔心其運作過程無法保證有效的監督機制和透明度，也就是説日美擔心AIIB將成為中國的亞投行，而不是亞洲的亞投行。
其實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就像今天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由美國發起成立的，在其具體的運作中必須考慮美國的國家利益一樣，這被稱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1997年，亞洲爆發大規模的貨幣危機，亞洲多國外匯儲備見底，亞洲主要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暴跌，遭受危機最甚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南韓等向IMF申請緊急救援性貸款，可是IMF給出了苛刻的條件(conditionality)，要求這些遭受危機的國家必須實施嚴格的財政緊縮政策。此舉無疑對遭受危機的各國經濟是雪上加霜。所以，此次中國發起成立AIIB，東盟各國毫不猶豫聲明加入AIIB。
日本在亞洲貨幣危機以後，曾試圖拿出300億美元搞一個援助亞洲的“宮澤計劃”，被認為意圖在於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MF)，此舉當然受到亞洲各國的歡迎，但遭到美國的反對，美國不願意看到日本在IMF以外另起爐灶搞什麼AMF，結果AMF宣告失敗，最後AMF降格成清邁協議，清邁協議是亞洲各國簽署的一個貨幣互換協議，在遭遇貨幣危機時的互助機制，但並不搞具體的基金。
應該説從亞洲的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角度出發，亞洲需要亞投行。問題是如何確保亞投行的健康運作。保障一個國際金融機構的監督機制和透明度不是簡單的靠一個規則的制定或設立一個組織機構，在同樣一個制度和組織框架下其運營可能出現很大偏差。所以，AIIB的理事會就顯的格外重要。
既然是金融機構，其貸款的審查機制對AIIB的健康運營將起決定性作用，對哪一個項目貸多少款不完全取決於該項目的收益性，援助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意味著國際金融機構要承擔一部分風險。
到目前為止，世界所有的國際金融機構都是由先進工業國家發起成立的，AIIB是第一家由新興國家發起成立的國際金融機構，其意義在於作為曾經接受援助的中國今天作為援助國更能夠體察被援助國的真實需求，問題在於中國主導運作AIIB這樣一個國際金融機構的經驗不足，所以，中國需要日本的合作。中國政府一再表示希望日本能夠加入AIIB。
從經濟合理性的角度來説，日本沒有理由不加入AIIB，建設基礎設施是日本成套設備企業的長項，這本身就對日本企業來説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會。但可能由於一山不容二虎，日本的政治領袖雖説反覆強調要和中國建立戰略互助關係，但在具體事務上似乎採取的是一拼高低的態度。今年五月安倍首相在日本經濟新聞主辦的國際論壇上宣佈將在今後5年拿出累計1100億美元投資給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
我們也許可以從正面來理解安倍做出的這一決定，也就是説AIIB的成立刺激了日本另外拿出1100億美元的鉅資同樣投向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日為了爭奪亞洲的主導權給亞洲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帶來的豐厚的“漁翁之利”。但不無遺憾的是二戰已經結束70年，中日兩國仍然無法象德國和法國一樣走到一起合作共創區域內的經濟繁榮。
如果説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上無法讓步，但在構建AIIB的問題上，日本的政治領袖都不能有一個平常心，那麼亞洲地區的和平穩定將是一句空話。作為亞洲區域內的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特別是關於亞洲地區的領導權兩國存在衝突。但象AIIB這樣一個利好亞洲地區的國際金融機構日本沒有理由不加入。畢竟東亞地區只有日本和北朝鮮沒有加入AIIB，試問難道在亞洲事務中日本願意和北朝鮮為伍嗎?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于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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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隆 |
日本在亞洲貨幣危機以後，曾試圖拿出300億美元搞一個援助亞洲的“宮澤計劃”，被認為意圖在於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MF)，此舉當然受到亞洲各國的歡迎，但遭到美國的反對，美國不願意看到日本在IMF以外另起爐灶搞什麼AMF，結果AMF宣告失敗，最後AMF降格成清邁協議，清邁協議是亞洲各國簽署的一個貨幣互換協議，在遭遇貨幣危機時的互助機制，但並不搞具體的基金。
應該説從亞洲的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角度出發，亞洲需要亞投行。問題是如何確保亞投行的健康運作。保障一個國際金融機構的監督機制和透明度不是簡單的靠一個規則的制定或設立一個組織機構，在同樣一個制度和組織框架下其運營可能出現很大偏差。所以，AIIB的理事會就顯的格外重要。
既然是金融機構，其貸款的審查機制對AIIB的健康運營將起決定性作用，對哪一個項目貸多少款不完全取決於該項目的收益性，援助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意味著國際金融機構要承擔一部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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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合理性的角度來説，日本沒有理由不加入AIIB，建設基礎設施是日本成套設備企業的長項，這本身就對日本企業來説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會。但可能由於一山不容二虎，日本的政治領袖雖説反覆強調要和中國建立戰略互助關係，但在具體事務上似乎採取的是一拼高低的態度。今年五月安倍首相在日本經濟新聞主辦的國際論壇上宣佈將在今後5年拿出累計1100億美元投資給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
我們也許可以從正面來理解安倍做出的這一決定，也就是説AIIB的成立刺激了日本另外拿出1100億美元的鉅資同樣投向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日為了爭奪亞洲的主導權給亞洲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帶來的豐厚的“漁翁之利”。但不無遺憾的是二戰已經結束70年，中日兩國仍然無法象德國和法國一樣走到一起合作共創區域內的經濟繁榮。
如果説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上無法讓步，但在構建AIIB的問題上，日本的政治領袖都不能有一個平常心，那麼亞洲地區的和平穩定將是一句空話。作為亞洲區域內的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特別是關於亞洲地區的領導權兩國存在衝突。但象AIIB這樣一個利好亞洲地區的國際金融機構日本沒有理由不加入。畢竟東亞地區只有日本和北朝鮮沒有加入AIIB，試問難道在亞洲事務中日本願意和北朝鮮為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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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于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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