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我一直不明白什麼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近看世乒賽實況轉播發現中國的贊助商幾乎都是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同時看在日本舉行的奧運東亞女子足球選拔賽發現國外的贊助商沒有一家國有企業，似乎悟出了一點道理。我們可以通過觀察贊助商的所有制形態來定義一個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程度。有人説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企發展很快，已經是中國經濟的主力云云，我一直不相信。如果從企業數量上説，民企當然遠遠多於國企，但從控制的資源來説，民企則遠不能和國企抗衡，趨於劣勢。

柯隆

　　大膽地假設一下，也許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以國企為主，民企為輔。我也發現有的學者用民企創造的就業來證明民企已經在中國唱主角。而我還是願意關注民企和國企各自控制的資源的比例。北大張維迎教授説：如果給民企更多的資源，他們會比國企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現在，北京正在召開兩會，海內外媒體都很關注國內的去産能問題。各級官員説到去産能似乎都雄心勃勃，其中不少官員對著媒體表決心説狠話。我要問的是誰來主導去産能？如果政府主導去産能可能只會流於形式。過去有一個類似的改革就是行政改革精簡機構，結果是政府部門越改越多，政府官員也越來越多。所以政府主導去産能很可能是越去産能，産能越多，事與願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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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道理説，市場經濟下，企業是根據市場需求來定産能，當然如果市場的價格資訊傳達不到位，短期內也可能出現供大於求，也就是説産能過剩。不過一旦企業意識到産能過剩就會主動調整産能，否則企業就可能被市場淘汰出局。那麼一個不健全的市場經濟為什麼會長期出現産能過剩呢？很簡單，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給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造成假想，就是説政府會救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所以國有企業很少積極去産能。今天産能過剩嚴重的應該都是國企。

　　在中國，地方政府和其管轄的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無論中央政府怎樣呼籲去産能，地方的國企則另抱幻想。所以，去産能的第一步就是要理順政企關係。1998年以後，國企改製成股份制企業，那麼政府最多只是股東，而不應該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當然，政府作為國有控股企業的主要股東自然會以各種方式「照顧」其自己的企業。所以，今天的中國去産能並不那麼容易。

　　此次兩會另一個關注的焦點是新型城市化政策。按理説，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此次的城市化戰略似乎將城市化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手段，也就是説經濟發展減速，政府寄期望于推動城市化提高經濟發展速度。這種城市化改革的戰略內含了很多風險和隱患。

　　我們發現很多地方政府把城市化簡單地理解為修建一些樓房公寓，把農民移居到這些樓房裏去就算實現了城市化。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官員和商人借助城市化的「東風」大撈特撈。他們趁著把農民移居到城市的機會，廉價收購農民的宅基地和城市周圍的農田，開發商品房高價出售。溫家寶總理在任時提出的所謂保住18億畝農田的紅線的目標已經形同虛設。

　　城市化的另一個隱患就是農民中有文化的以及壯勞力都移居到城市以後，農業生産則無望正常進行。也就是説中國很可能遭遇誰來養活中國人的困境。這是L.布朗在1995年撰寫的論文的題目，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城市化不是簡單的給一部分農民貼一個新標籤。中國的農業應該走現代化農業之路，如果留守農村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殘，那麼新農村建設就成了泡影，城市化改革也不會成功。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市場體制下，如果政府肆意干涉市場經濟活動那只能是阻礙市場的穩定，破壞經濟結構。如果中國真的要調整經濟結構，那首先必須為市場正名，讓政府退居二線。一個價格不能充分發揮調節機制的體制下，我們很難想像其經濟結構會合理。政府主導調整結構完全是以計劃經濟的思維來管理市場經濟，其結果只能是結構越來越不合理。政府有可能控制政治和社會，但絕對不可能控制市場。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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