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今夏在巴西裏約開夏季奧運，從比賽場上傳來的很多醜聞紛紛颺颺，也不知其是真是假。

柯隆

　　説到體育自然想起毛澤東時代留給中國人的遺産或者説流毒實在太深。小時候，每次學校開運動會，大喇叭裏的播音員總會説：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當年年齡小，沒多想這句話，後來隨著年齡漸長，發現事情剛好相反。我們中國歷來遵循的是比賽第一，友誼第二。特別是參加國際比賽，拿冠軍、掙金牌就成了政治任務。誰能拿到金牌，回國後領袖接見，雞犬升仙，如果運氣好的還能被封個大臣噹噹。於是乎體育界從上到下就開始了明爭暗鬥。

　　乒乓球歷來是中國的強項，但也有煩惱。比如世乒賽，進入決賽後，到底派誰跟洋人決賽掙冠軍這就需要政治裁定。按理説，中國運動員之間通過比賽，贏者代表中國跟洋人決賽，既公平又公正。據當年的很多運動員回憶，具體派誰上場完全不是通過比賽，而完全是領導決定。中國歷來有一種邏輯：是國家培養了你，所以，你必須服從國家分配。這樣運動員就成了一台大機器裏的一個零部件，或者説，一顆螺絲釘。這在當年學雷鋒時成為一個榜樣，號稱一顆螺絲釘無論放在哪兒都發光。

　　但這種邏輯完全是自上而下家長式的強權邏輯，作為一個個人沒有任何話語權，你也不敢犯上。好像有一個何姓女運動員後來不服氣出嫁給日本人，取得日本國籍，後來作為日本國家隊運動員參加世乒賽，與昔日的球友一決高低。據説這件事當時刺激了國內的憤青，憤青們大做文章，這位何姓女運動員被他們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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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奧運會，我特別關注了一下乒乓球比賽，進入決賽圈的，除了日本隊和南韓隊是純種的本國人外，德國、奧地利、波蘭、新加坡都有中國憤青所説的“賣國賊”。其實，這種現象不奇怪，恰恰説明中國乒乓球運動的水準高。每次國際大賽，一個國家可派的名額有限，自然有很多運動員無法“出人頭地”，他們自尋出路。在他們頭上扣上賣國的帽子只能説這種思維太狹隘。

　　中國人從小在強烈的政治氛圍中長大，不自覺地把生活當中的一切都政治化，其實大可不必。比如説，文藝源於生活，跟政治沒關係，但在中國文藝成了政治的工具。體育，按毛澤東的説法：友誼第一，但我們看到體育實際成了政治家用來展示國威的工具。

　　其實，今天的奧運早已違背了當年的奧運精神，因為其被政治化和商業化。正是因為奧運被政治化和商業化才有那麼多運動員服用禁藥。但實際上把奪金牌當作政治任務的可能只有中國人和朝鮮人。但今天的朝鮮經濟衰敗無法支撐其國人從事正常的體育鍛鍊，獲得金牌脫離現實。

　　如果説把體育政治化是專制體制帶來的惡果，那麼把體育商業化就是市場經濟所為。有太多的商人想把運動員當成搖錢樹。所以，體育的商業化早已成為體育界的癌症。遺憾的是中國也無法倖免體育商業化帶來的危害。

　　真可謂學壞容易學好難。從足球等高度商業化的比賽項目我們可以看到體育商業化的暗箱操作使中國的足球幾乎夭折。有業界人士分析説中國足球為什麼無法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主要因為中國的足球人口太少云云。於是，負責宏觀經濟和産業規劃的國家發改委居然弄出個發展足球的長期規劃，號稱要在中國修建多少個正規的足球場，煞有介事。這種規劃如果真的付諸實施，非但不能強化中國的足球，反過來只能刺激腐敗，餵肥一批基礎設施開發商。當然遇到下一輪反腐，也會有一批官員鋃鐺入獄。結果是足球沒踢好，納稅人的錢沒了。所以，可能還是毛澤東説得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不要搞什麼發展足球的長期規劃，有錢多用在民生事業上，這是硬道理。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于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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