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以前去浙江出差,進入紹興市,看到那個市政大樓氣派得讓我嘆為觀止。一句話:紹興太有錢了,富可敵國。有一次回家探親,從機場坐車進城,遠遠看到一個很像美國國會的建築,問司機得知那是南京某區政府的大樓。從這兩件事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早已是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後來在網上看到某內陸縣政府的辦公大樓是模倣天安門的,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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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隆 |
最近在網上看到關於甘肅楊改蘭一家悲劇的報道,我要問:中國真的已經富的流油了嗎?我們研究經濟學的人通常喜歡用基尼係數來測算貧富差距,其實,中國人的收入是個謎,沒有人説的清。計算基尼係數需要準確的可信賴的家庭收入統計。研究中國問題總是遇到一個尷尬的問題:宏觀喜和微觀憂,相差太大;城市和農村,一個天一個地。我們無法用一句話來概述在中國發生的事情。
官媒的評論員習慣性的把悲劇事件描述成「個案」;官員們喜歡用官場上的官話總結形勢:成績是主要的,問題雖然還存在。有人批評政府不作為,一定會被反駁:中國改革的成績一目了然,得到世界銀行的肯定。似乎洋人才是中國改革成績的評判員。但如果有外國政府或記者批評中國發生的悲劇,那中國的官員會説:中國人民最清楚生活水準提高了多少,言下之意,你不要廢話。總而言之沒有人為悲劇事件負責任,在中國,成績永遠是掩蓋問題的遮羞布。
楊改蘭為什麼要殺親生的孩子,又為什麼要自殺,其丈夫為什麼又尋他們而去?我們無法得知其中的細節。但有些事情是明擺的,貧困和絕望逼死了這一家人,那造成貧困和絕望的又是什麼?我很吃驚地看到中國官媒的評論員説楊改蘭本人要為此悲劇事件負責。對於社會事件或現象,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評論,但評論者不可以無恥。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沒有真正解決貧困問題,這始終是一個謎,因為統計部門也好,政策執行部門也罷總是隨意改變衡量貧困的尺度。其實,你不需要搞什麼中國特色,你就用世界銀行的尺度來量中國社會,就不會出現混亂。
有人口學家告訴説:「中國還有2億人是文盲或半文盲」。我絕對不相信這些不識字的人們生活在貧困線以上。當然,你也可以説中國已經解決了10億多人的識字問題和溫飽問題。其實,中國哪是解決了那麼多人的識字和溫飽問題。中國城市裏跑的豪華車堪稱世界最多,城市近郊的樹林裏翡翠般的別墅裏住著世界最富有的人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狗。白居易所描述的似乎是我們今天的中國社會。
有社會學家批評説:中央政府撥給地方政府的扶貧款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有地方政府擅自剋扣扶貧款挪用於投資,更有甚者,有地方官員謊報其家庭收入領取扶貧款。用官媒的説法,這些都是未得證實的説法,似乎不可信。雖然不可信,但説句實話,附合邏輯。想起毛澤東的一句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我想沒有人能夠否認,今天的地方財政收支體制缺乏透明度和有力的監管。在中國所謂的監管往往是暴風驟雨似的,一陣風。更多的情況是雷聲大雨點小。為什麼?地方財政的監管是依靠地方政府,自己監管自己,可不雨點小嗎!我們可以在地方媒體看到這樣的報道:在此次檢查工作中,工作組查出了一些問題,這説明了工作組的成績;同時,我縣的工作得到工作組的高度肯定,成績是主要的。云云。
通過這麼多年對中國社會的觀察,我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也就是中國社會和民主國家的區別。民主國家的社會是一體化,當你落入社會底層,比如在法國(不久前去法國考察回來),你可以獲得比較穩定的生活保障,雖然不富裕,但可以維持基本生活。而中國社會是分裂,中國人講究丟卒保車,你是卒子,那就很難翻身,所以,中國人做夢都想成為車,也就是望子成龍。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柯 隆 簡歷
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出生於中國南京。8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科學技術學院日本專業,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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