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在日本靜岡縣熱海的伊豆山上,有在遠東審判中被判死刑的7名甲級戰犯的墓,其墓碑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書,上面寫著「七士之碑」。吉田茂為什麼為甲級戰犯墓碑題字?這看來並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中,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歷史資訊和文化上的暗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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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石 |
1940年,退役的日本侵華上海派遣軍兼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南京大場鎮帶回血土,説是「為了祭奠日中兩國的戰死者」,請愛知縣常滑的佛像陶工柴山清風和雕塑家小倉右一郎的幫助,用血土塑成一座高3.3米, 重約600公斤的觀音像--興亞觀音, 1940年2月14日,他在熱海的伊豆山舉行了興亞觀音「開眼式」,觀音像向著南京方面合掌。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與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共7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執行死刑,他們的遺體被送到橫濱久保山的火葬場火化。火化後美軍士兵把7人的遺骨一起裝在一個塗了黑漆的箱子裏,據説扔到了東京灣裏,但是在將骨灰裝進箱子裏時,還剩下一部分骨灰,被美國士兵扔到一個水泥製件坑裏,當時的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看到了這個光景。 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原首相小磯國昭的辯護律師三文字正平。三文字正平在1948年12月26日夜,偷偷穿過封鎖嚴密的戒嚴網,將這些骨灰收集、取走。對於骨灰的處理,三文字正平與松井石根等被處刑的7名甲級戰犯的家屬經過商量,於1949年5月3日,讓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武藤章3人的妻子來到興亞觀音, 對當時興亞觀音堂的住持伊丹忍禮(法華宗陣門流僧正伊丹妙凈之父)説:這是相識的人的遺骨,想暫時藏在這裡。伊丹忍禮接受了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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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士之碑 |
在《舊金山和約》簽約後的1959年4月19日,遺骨被公開立碑埋葬,原首相吉田茂為此碑揮毫,寫上「七士之碑」4個字,並同時建立甲、乙、丙級1,068名戰犯供養碑。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是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奠基人,1906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政治係畢業,戰前一直擔任職業外交官,1931年「9.18」事變以後,他一直主張和英美搞協調外交,反對軍部的蠻行,軍部一直把他看成「眼中盯」。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後,他還暗地裏積極展開和平外交,並在1943年到1944年,圖謀組織「終戰內閣」,並因此於1945年2月,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拘留40天。戰後,吉田茂曾擔任5屆內閣總理大臣,他積極推動日本的「輕武裝、重經濟」的和平路線,推動日本戰後民主制度的發展,這樣一個人物,他為什麼要為甲級戰犯題墓碑呢?其實,他的這一行動,從文化、政治、歷史等多方面體現了日本戰後處理的特點,這也是與德國截然不同的特點。
首先,從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訂以後,甲級戰犯在日本已經得到了「平反」。1952年4月,日本恢復獨立以後,日本律師聯合會向政府提出了《有關赦免戰犯的意見書》,並有4000萬人署名要求赦免戰犯,日本政府也在當年10月以前,向原聯合國提出對戰犯實行赦免、減刑的勸告,而在1953年,日本國會通過了決議,把作為戰犯而被處刑的人們定義為「法務死」,也就是戰死者。1946年,在聯合國軍的指示下,曾經停發戰犯和開除公職的人的「恩給」(根據日本1924年通過的《恩給法》,公務員死亡或退職後,為確保本人及其家屬的生活安定而支給的金錢)和扶助費(原軍人、軍屬死亡以後,對具備一定條件的人支付的年金),但是在1953年8月,戰犯的恩給和扶助費得到恢復。1954年,日本政府決定,給予在拘禁中死去,或者被處死刑的戰犯的遺屬發給和其他的戰死者同樣的扶助金,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對戰犯「平反」的徹底。
而在德國,一直在追究納粹的犯罪。1979年,德國聯邦法院取消了特別手段謀殺的追溯時效,使德國能夠對納粹分子實行無限期追責,所以在2011年,91歲的Demjanjuk作為「謀殺共犯」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2013年,德國負責調查納粹罪行的「中央辦公室」還向檢察機關提交了30名前奧斯維辛集中營人員資料,建議對其提起訴訟。今年7月,德國地方法院以謀殺共犯的罪名,判處前納粹黨衛軍成員、曾于二戰期間在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擔任記帳員的Oscar Goening4年監禁。
而日本由於戰犯早在1953年得到了「全面平反」,所以在那以後從來沒有用法律手段追究過戰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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