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在日本靜岡縣熱海的伊豆山上，有在遠東審判中被判死刑的7名甲級戰犯的墓，其墓碑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書，上面寫著“七士之碑”。吉田茂為什麼為甲級戰犯墓碑題字？這看來並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中，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歷史資訊和文化上的暗喻。

張石

        1940年，退役的日本侵華上海派遣軍兼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南京大場鎮帶回血土，説是“為了祭奠日中兩國的戰死者”,請愛知縣常滑的佛像陶工柴山清風和雕塑家小倉右一郎的幫助，用血土塑成一座高3.3米， 重約600公斤的觀音像--興亞觀音， 1940年2月14日,他在熱海的伊豆山舉行了興亞觀音“開眼式”，觀音像向著南京方面合掌。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與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板垣徵四郎、武藤章共7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執行死刑，他們的遺體被送到橫濱久保山的火葬場火化。火化後美軍士兵把7人的遺骨一起裝在一個涂了黑漆的箱子裏，據説扔到了東京灣裏，但是在將骨灰裝進箱子裏時，還剩下一部分骨灰，被美國士兵扔到一個水泥制件坑裏，當時的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看到了這個光景。 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原首相小磯國昭的辯護律師三文字正平。三文字正平在1948年12月26日夜，偷偷穿過封鎖嚴密的戒嚴網，將這些骨灰收集、取走。對於骨灰的處理，三文字正平與松井石根等被處刑的7名甲級戰犯的家屬經過商量，于1949年5月3日，讓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武藤章3人的妻子來到興亞觀音， 對當時興亞觀音堂的住持伊丹忍禮（法華宗陣門流僧正伊丹妙凈之父）説：這是相識的人的遺骨，想暫時藏在這裡。伊丹忍禮接受了遺骨。

七士之碑

        在《舊金山和約》簽約後的1959年4月19日，遺骨被公開立碑埋葬，原首相吉田茂為此碑揮毫，寫上“七士之碑”4個字，並同時建立甲、乙、丙級1,068名戰犯供養碑。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是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奠基人，1906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政治係畢業，戰前一直擔任職業外交官，1931年“9.18”事變以後，他一直主張和英美搞協調外交，反對軍部的蠻行，軍部一直把他看成“眼中盯”。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後，他還暗地裏積極展開和平外交，並在1943年到1944年，圖謀組織“終戰內閣”，並因此于1945年2月，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拘留40天。戰後，吉田茂曾擔任5屆內閣總理大臣，他積極推動日本的“輕武裝、重經濟”的和平路線，推動日本戰後民主制度的發展，這樣一個人物，他為什麼要為甲級戰犯題墓碑呢？其實，他的這一行動，從文化、政治、歷史等多方面體現了日本戰後處理的特點，這也是與德國截然不同的特點。

         首先，從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訂以後，甲級戰犯在日本已經得到了“平反”。1952年4月，日本恢復獨立以後，日本律師聯合會向政府提出了《有關赦免戰犯的意見書》，並有4000萬人署名要求赦免戰犯，日本政府也在當年10月以前，向原聯合國提出對戰犯實行赦免、減刑的勸告，而在1953年，日本國會通過了決議，把作為戰犯而被處刑的人們定義為“法務死”，也就是戰死者。1946年，在聯合國軍的指示下，曾經停發戰犯和開除公職的人的“恩給”（根據日本1924年通過的《恩給法》，公務員死亡或退職後，為確保本人及其家屬的生活安定而支給的金錢）和扶助費（原軍人、軍屬死亡以後，對具備一定條件的人支付的年金），但是在1953年8月，戰犯的恩給和扶助費得到恢復。1954年，日本政府決定，給予在拘禁中死去，或者被處死刑的戰犯的遺屬發給和其他的戰死者同樣的扶助金，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對戰犯“平反”的徹底。

         而在德國，一直在追究納粹的犯罪。1979年，德國聯邦法院取消了特別手段謀殺的追溯時效，使德國能夠對納粹分子實行無限期追責，所以在2011年，91歲的Demjanjuk作為“謀殺共犯”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2013年，德國負責調查納粹罪行的“中央辦公室”還向檢察機關提交了30名前奧斯維辛集中營人員資料，建議對其提起訴訟。今年7月，德國地方法院以謀殺共犯的罪名，判處前納粹黨衛軍成員、曾于二戰期間在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擔任記賬員的Oscar Goening4年監禁。 

        而日本由於戰犯早在1953年得到了“全面平反”，所以在那以後從來沒有用法律手段追究過戰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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