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南韓則由「南韓疾病管理本部」負責防疫工作。該部門有權根據南韓的傳染病預防法向各個政府部門提出要求。預算規模約合700億日元，由900人左右運營。南韓以Drive-through化（不用下車就能檢測）PCR檢測為主導，有評價稱取得了遏制疫情的效果。南韓還決定將該部門由本部升級為廳級單位。

       台灣基於未能充分應對2003年「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症候群、SARS）的反省，此次大力開張防疫工作。為防控新冠，新設了跨部門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該機構的初期應對取得成功，疫情在台灣沒有大範圍擴散。

       與這些組織相比，日本的國立傳染病研究所不管在預算還是在人員方面都有些遜色。2020年度預算約為60億日元，研究人員只有300人左右。日本以前沒有發生過像其他國家那樣的大規模傳染病，缺乏足夠的必要性。

       日本大學危機管理學教授福田充表示，「我支援日本版疾控中心。危機管理必須要跨官廳來開展」。

       圍繞特別措施法修正案的國會審議加上了附帶決議，把設置日本版疾控中心作為示例，寫入了要求政府探討危機管理組織方式的條款。

       美國疾控中心是設立專業組織的一個樣本，但也有很多聲音批評其在此次新冠疫情初期應對失誤。失誤原因被認為是組織的獨立性強。

       在檢測套裝的準備方面，美國疾控中心局限於自主開發，不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各國合作，導致這期間疫情擴散。也有人指出其獨立性強恰恰成了障礙。

       鑒於上述教訓，自民黨考慮採用給日本的機構賦予許可權、同時也重視與政府和國際機構合作的方法。

       日本政府顯示出在新冠疫情結束後驗證此次應對策略的方針。日本經濟財政再生相西村康稔表示「要總結各種經驗，充分考慮什麼樣的組織體制有效」。

       設立指揮機構還面臨組織梳理及機構冗余等課題。福田也強調「縱向有厚生勞動省、經濟産業省、環境省等官廳存在，建立新的組織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