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經濟停擺，有一些學者提出重新審視全球化，並質疑全球化還是否應該繼續下去。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命題。

　　　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進入了持續40多年的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處於嚴重對峙狀態。冷戰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德國的柏林墻被推倒，蘇聯邦解體，古典的社會主義體制被宣告瓦解。中國走上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

　　冷戰結束以後，國際社會發生的最大的變化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被托馬斯・弗裏德曼描寫為一個平的世界。也就是説國際社會解消了相互對峙，將顯現出一個大一統的國際社會，這就是全球化。可是托馬斯・弗裏德曼描寫的童話世界並沒有顯現。相反，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亨廷頓的見解似乎更接近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社會，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造成了困擾國際社會的恐怖組織的恐怖活動。關鍵是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社會並沒有太平。

　　另一方面，從經濟角度來看，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福祉，這一點不可否認。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依然是領頭羊，中國也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如果説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是中國的奇跡，那麼這個奇跡主要受益於全球化。在冷戰的框架下我們無法想像中國經濟能夠實現突飛猛進的發展，更不能夠實現什麼奇跡。

　　不過，雖然全球化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但國際社會也同時面臨著新的問題。隨著類似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迅速發展，國際社會面臨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這樣的問題。換句話説，國際社會將建立一個怎樣的新的國際秩序？

　　冷戰框架下，東西兩個陣營對峙，各陣營內部形成其自己的秩序，如果陣營內部陷入混亂，則陣營自動瓦解。處於對峙狀態下的冷戰，各陣營內部的管控其實是相對比較嚴格的。

　　國際社會進入全球化以後，問題就出現了，美國作為領頭羊開始漸漸的力不從心，而且美國總統也開始打起小算盤，美國為國際社會付出的成本和獲得的收益似乎不對稱，於是乎美國的特朗普總統就喊出了America first（美國優先）的悲鳴。

　　應該説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全球化時期，國際社會不能沒有領頭羊。當然所謂的領頭羊也可能是集體領導，靠美國一國的國力無力於引領國際社會，集體領導制也不失為一個值得嘗試的辦法。問題是匹配今天的國際社會的領導體制尚未建立，此次新冠疫情恰恰成為考驗國際社會應對風險能力的一次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