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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全球化的代價

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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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

               

  在過去的幾十年,國際社會為應對各種風險成立了各種國際組織。處於頂端的是聯合國。然而今天的聯合國已經無力完全應對各種風險和繁雜的國際事務,其所起的作用更像一個八面玲瓏的調解員。聯合國早已失去了應有的權威。

               

  我們只要稍稍用一點時間回憶一下新冠疫情發生以後的國際社會就不難發現問題所在。很長一段時間,國際社會一直沒有共用有關新冠病毒以及如何防範病毒的資訊。國際社會的全球化最關鍵的就是資訊共用,到現在面對疫情國際社會都處在單幹的狀態。在此不想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世界衛生組織(WHO),因為WHO並沒有被賦予足夠的權威。而在整個疫情中,WHO威信又恰恰被重創,畢竟在疫情發生初期,他們發佈的資訊有嚴重滯後的情況,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非歷史學者,對於人類社會是否經歷過如此嚴重大面積的疫情沒有進行過考證,但至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病毒疫情,但是因為沒有那一次如此次嚴重,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國際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根據世界旅遊組織的統計,每年出行到外國旅遊的人數高達14億人次,病毒不會自己流行,病毒一定是人或者其他動物攜帶著流行的。這樣看來的話,疫情也可以被看成為全球化的代價。今後的國際社會如何防疫,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反思。鄧小平説發展是硬道理,但必須是可持續的發展。經歷了這次疫情,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會逐漸認識到以往的發展模式不科學,不可持續。這裡我不是要否定全球化本身,而是要建議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全球化,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實際一整套切實可行的,支援全球化的制度和框架。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日經中文網觀點

                     

柯隆

柯隆 簡歷:

 

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富士通綜合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出生於中國南京。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研究專題:開發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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