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眼(16) 日常機械白日夢和小事化大的關係
2014/05/29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健吾:于台灣工作的日本友人高橋先生常説，他學了中文這些年，很愛看台灣電視。尤其是，台灣人總愛把無聊的小事，放到電視新聞中，每小時重覆一次。屁大的小事，都好像説得很重要似的。
比方説，最近，台灣，有拉麵店放了一台自動販賣機，各大電視臺就做了一條專題報道，指這種「日式自動販賣機」終於來臺了。「有什麼特別，這些東西在日本每家食店幾乎都有。但台灣的電視臺就是可以説很多東西：顧客的反應，店員的反應，還找來學者專家來分析這種『自販機』會不會影響就業生態云云。」高橋先生在Line傳我簡訊的説。
我們活在一個現代社會，一個我們視為先進及文明的社會，人人手邊都有很多機器。當手邊的機器「方便」了，事情就很容易小事化大。以前，在台灣看到電視做什麼，頂多是少部份的專欄作家、記者或是有機會在電臺發聲的人，才會有機會跟人家説台灣的電視做什麼。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告告訴任何人了。我們都習慣身邊有簡訊狂、 自拍狂、Twitter 狂：沒有手機、沒有簡訊、沒有Instagram，他們的生活都沒有意義。不，也許是反過來的：沒有手機，沒有簡訊，沒有Instagram，他們或許會過一些很沉悶的生活。為了上載「精彩」的人生，香港人會花很多時間去做很多他們不會做的事。如在一個星期天去咖啡店，叫一杯 English Tea Latte （即是熱奶茶，加香草糖水），在咖啡桌上放一本書，拍一張照片，放上網，然後告訴全世界，「他很有生活」。
每每看到人和機器互動，我也會想，究竟我們真的是方便了，得到多了；或是麻煩了，失去多了。在網上，流傳一句香港的流行愛情小説教母亦舒小姐有一句名言：有一件新東西，我們就要服待他。機器是服務我們，還是我們在服務機器？比方説，自販機的出現，就令心理學家想出一個狀態：究竟我們真的接受自動販賣機這種「文化」對我們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嗎？簡單一點而言，在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都習慣有問題發生的時候，用錢解決。口渴了，我們去買飲料水。肚餓了，我們去便行商店買飯糰。自販機的出現，就更加深我們現代人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就立即用錢解決（plug-and-play quickfit）的心理狀態。
而手機的出現，就更令我們把很多不值一哂的資訊放大廣傳。比方説，以前在香港的雙層巴士上，如果有一個精神有點失常的乘客在不斷的高唱鄭秀文的《終身美麗》你會怎麼做？以前，大抵是戴上耳筒，聽著Walkman隨身聽，等自己到站或是那位「歌者」到站。現在？即時、立刻、應該有幾十人拍攝短片，然後流傳到各社交網站了。
在日本讀書的時候，都有聽過日本朋友説，日本人比較著重「公眾地方」的禮貌。在交通工具上他們不會像我們香港人一樣，放大嗓門高聲聊天。
那些在歐美地區流行的「新世代電子用品使用禮儀」之類的小書，記載用手機的時候要緊記：
確保使用手機不冒犯他人是你的責任。
通話時要與人保持距離。
在密閉的公共空間，如電影院，最好不要講電話。
注意聲浪。講手機時要輕聲，也絕不可以用免提喇叭公開肆談無忌。
有什麼私人、重要的東西，請見面的時候説。
同桌吃飯別邊吃邊講。長話短説。可以用簡訊説就用簡訊，發簡訊時也不時和別人保持眼神接觸。
還有，最重要的，是：美術館、圖書館、演奏廳、電影院、醫院、葬禮、會議、課堂，都不應使用手機……
以上種種戒律，在日本都好像是「應然」之事。還有更多更嚴格的規矩沒有被列舉出來：在火車內不得聊電話，要談就要到講電話的空間。在關愛席附近的位置不得使用手機，因為有些裝有心臟起搏器的人也許會受電波影響。看影片的時候要使用耳筒，不要全車人也聽到你打機的聲音……
雖然，我也聽過很多日本的大學教授投訴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手機。但當教授們提醒他們在課堂用手機的時候，還好同學還會有一絲悔疚。在日本這種怕騷擾人的文化氛圍下，在日本，大中華地區很流行的微信就一定不能登大雅之堂。在香港，當你在街上看到很多中國大媽放大嗓門在講電話的同時，你也不難發現那些身穿Chanel Hermes 的中國富二代拿著手機錄短訊，然後在火車肆無忌憚的聽短訊。有好幾次，我問用口訊功能的藝人朋友，為什麼他們要錄口訊，而不打字。他們都跟我説：「是這樣的呀！微信是這樣玩的。打字很麻煩嘛……」
每次收到這種口訊，我都得要插好耳筒才敢聽……
以上一千三百多字，對很多香港人來説，也許只是小事。為什麼要有禮貌？為什麼要像日本人？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既然大國崛起了，大家都看著中國辦，我們怎麼要學別人呢？哈哈哈哈哈。
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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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説，最近，台灣，有拉麵店放了一台自動販賣機，各大電視臺就做了一條專題報道，指這種「日式自動販賣機」終於來臺了。「有什麼特別，這些東西在日本每家食店幾乎都有。但台灣的電視臺就是可以説很多東西：顧客的反應，店員的反應，還找來學者專家來分析這種『自販機』會不會影響就業生態云云。」高橋先生在Line傳我簡訊的説。
我們活在一個現代社會，一個我們視為先進及文明的社會，人人手邊都有很多機器。當手邊的機器「方便」了，事情就很容易小事化大。以前，在台灣看到電視做什麼，頂多是少部份的專欄作家、記者或是有機會在電臺發聲的人，才會有機會跟人家説台灣的電視做什麼。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告告訴任何人了。我們都習慣身邊有簡訊狂、 自拍狂、Twitter 狂：沒有手機、沒有簡訊、沒有Instagram，他們的生活都沒有意義。不，也許是反過來的：沒有手機，沒有簡訊，沒有Instagram，他們或許會過一些很沉悶的生活。為了上載「精彩」的人生，香港人會花很多時間去做很多他們不會做的事。如在一個星期天去咖啡店，叫一杯 English Tea Latte （即是熱奶茶，加香草糖水），在咖啡桌上放一本書，拍一張照片，放上網，然後告訴全世界，「他很有生活」。
每每看到人和機器互動，我也會想，究竟我們真的是方便了，得到多了；或是麻煩了，失去多了。在網上，流傳一句香港的流行愛情小説教母亦舒小姐有一句名言：有一件新東西，我們就要服待他。機器是服務我們，還是我們在服務機器？比方説，自販機的出現，就令心理學家想出一個狀態：究竟我們真的接受自動販賣機這種「文化」對我們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嗎？簡單一點而言，在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都習慣有問題發生的時候，用錢解決。口渴了，我們去買飲料水。肚餓了，我們去便行商店買飯糰。自販機的出現，就更加深我們現代人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就立即用錢解決（plug-and-play quickfit）的心理狀態。
而手機的出現，就更令我們把很多不值一哂的資訊放大廣傳。比方説，以前在香港的雙層巴士上，如果有一個精神有點失常的乘客在不斷的高唱鄭秀文的《終身美麗》你會怎麼做？以前，大抵是戴上耳筒，聽著Walkman隨身聽，等自己到站或是那位「歌者」到站。現在？即時、立刻、應該有幾十人拍攝短片，然後流傳到各社交網站了。
在日本讀書的時候，都有聽過日本朋友説，日本人比較著重「公眾地方」的禮貌。在交通工具上他們不會像我們香港人一樣，放大嗓門高聲聊天。
那些在歐美地區流行的「新世代電子用品使用禮儀」之類的小書，記載用手機的時候要緊記：
確保使用手機不冒犯他人是你的責任。
通話時要與人保持距離。
在密閉的公共空間，如電影院，最好不要講電話。
注意聲浪。講手機時要輕聲，也絕不可以用免提喇叭公開肆談無忌。
有什麼私人、重要的東西，請見面的時候説。
同桌吃飯別邊吃邊講。長話短説。可以用簡訊説就用簡訊，發簡訊時也不時和別人保持眼神接觸。
還有，最重要的，是：美術館、圖書館、演奏廳、電影院、醫院、葬禮、會議、課堂，都不應使用手機……
以上種種戒律，在日本都好像是「應然」之事。還有更多更嚴格的規矩沒有被列舉出來：在火車內不得聊電話，要談就要到講電話的空間。在關愛席附近的位置不得使用手機，因為有些裝有心臟起搏器的人也許會受電波影響。看影片的時候要使用耳筒，不要全車人也聽到你打機的聲音……
雖然，我也聽過很多日本的大學教授投訴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手機。但當教授們提醒他們在課堂用手機的時候，還好同學還會有一絲悔疚。在日本這種怕騷擾人的文化氛圍下，在日本，大中華地區很流行的微信就一定不能登大雅之堂。在香港，當你在街上看到很多中國大媽放大嗓門在講電話的同時，你也不難發現那些身穿Chanel Hermes 的中國富二代拿著手機錄短訊，然後在火車肆無忌憚的聽短訊。有好幾次，我問用口訊功能的藝人朋友，為什麼他們要錄口訊，而不打字。他們都跟我説：「是這樣的呀！微信是這樣玩的。打字很麻煩嘛……」
每次收到這種口訊，我都得要插好耳筒才敢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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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千三百多字，對很多香港人來説，也許只是小事。為什麼要有禮貌？為什麼要像日本人？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既然大國崛起了，大家都看著中國辦，我們怎麼要學別人呢？哈哈哈哈哈。
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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