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沒有抵制大陸游客運動
2015/05/21
中日深度觀察
據日本歌舞伎演員松本幸四郎在NHK電視臺裏介紹，在千年原始深林鬱鬱蔥蔥的鹿兒島的屋久島，古來就有用剛剛採來的松蘑款待不相識的客人的習慣；在瀨戶內海的小島上，對於來島上參拜觀音的人會全島出來款待；在大分縣的山村裏，對來看櫻花的人不論是誰都饗以盛宴。
這種傳統在日本進入商業社會以後，作為一種商業美學保存了下來，商業上的“款待之心”的靈魂，就是站在對方的立場上，使對方喜悅，同時對方的喜悅之光返照在款待者的心中，款待者本身也充滿了喜悅。它要求款待者對被款待對象的願望能及時察覺，以提供最完美的款待與服務，它是 “款待之美”的形成、磨練與完成的過程，是一種至高的行為藝術，一舉一動，莫不中矩合節，正像莊子筆下的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這種美學只在被款待者滿意的目光中昇華，而絕不以回報為前提，是款待者與被款待的對象共同完成一種美的享受。飯店裏穿著優美的和服進行跪式服務的服務生深諳“款待之心”的傳統；溫泉中的綠水紅楓凝結著“款待之心”的神髓；廚師刀下如花如畫的生魚片揮灑著“款待之心”音節，這種傳統滲透到所有領域特別是商業的領域中，因此從事服務業的日本人基本不會對客人“看人下菜碟”，因為這不符合他們“款待之心”的美學傳統。
善意理解中國人不盡人意的習慣
有時，中國人的一些不盡人意的習慣，也會引起日本人的反感，但是他們會努力地理解這些習慣的成因與背景，不會一味地譴責。
如我在別的文章裏説過一點有關中國遊客在日本的廁所中遭遇“文化衝突”的事，就是中國遊客在如廁後把手紙不是扔在馬桶中沖掉，而是扔到外面的垃圾箱裏，這使日本人奇怪和反感，日本的媒體人士來問我是怎麼回事時，我就和他們説：由於中國的水洗便所還遠遠沒有普及，手紙也是千差萬別，水道的壓力也千差萬別，不像你們那樣，全國人民都用可以在馬桶裏融化並沖走的手紙。如果隨便把手紙扔到馬桶裏，中國遊客會擔心廁所堵塞，所以中國的便所裏都有手紙簍。你們可以想像，一個中國人如廁以後，在你們的便所裏找不到紙簍，而扔在馬桶裏,他們會擔心廁所堵塞，所有就扔到了外面的垃圾箱裏。他們不是惡意，而是好心。
他們聽到後立刻就在媒體上認真解釋這種“文化衝突”産生的原因，有一個特別知名的人士還在電視節目裏説：發展的階段不一樣嘛！這是理所當然的。日本在剛剛使用座便的時候，還有的日本人以為那是洗臉池，還在那裏洗了一把臉呢！
中國人買東西的時候喜歡拆封，一開始店家也很反感，後來媒體通過深入調查，得出了結論，那就是中國的假冒商品比較多，對於中國人來説，不開封是不放心的。
在媒體的“教育”下，商家把每種商品都拆開一個作為樣品，這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一般來説，日本人不會歧視來自發展態勢較低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們，這可能與他們的文化根本上植根于一種“泛神論”有關。在他們的基本信仰中，無論山川草木，日月山河，窮通貴賤中，都是有神的。這種“泛神論”如果用黑格爾的話轉譯一下，就是“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日本著名人類文化學家中根千枝在她的文章“文明之國瑞典”裏，講述她在60年代到瑞典的一段經歷。為了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她去斯德哥爾摩，住在一個幽靜而漂亮的住宅區裏，和當時塵土飛揚的東京相比，瑞典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的國家，皮鞋穿幾天也不著塵。她住的地方有傢具，有設備齊全的廚房，有寬敞的鑲瓷磚的浴室，洗臉間、廁所，而且斯德哥爾摩新式大廈，安著和自來水管道一樣的熱水管，沒有必要燒開水，熱水和涼水從兩個水龍頭流出來的瞬間水溫表（水銀柱）馬上上升，不用伸手試水就可以調節水溫。廚房的現代化更不用説了。倒垃圾只要按一下電鈕，一個大窟窿通到底，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扔進去就行了，很省事。辦什麼事都可以用電話解決，這是斯德哥爾摩典型的生活方式。
但是她覺得瑞典由於過於富裕和安寧，一切都有點畸形了。
當她離開瑞典，來到哥本哈根：
走在街頭上，我第一次遇見一位衣衫襤褸的貧窮老人。不知怎的覺得他的眸子閃爍著充滿生機的光芒。我對我的丹麥朋友説：我從瑞典來了以後，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老人，感到了一種充滿了人生氣息的喜悅之情。而他立刻流露出一種疑惑的神色，對我説：“呦，那麼中根小姐，你是説貧窮好嗎？”這正是倒開車，是對人類健康的慾望的否定。老實説，我也不知怎麼搞的，當時沒有找到結論，十分傷腦筋。面對這樣複雜的人生問題，我們究竟該如何對待呢？ （1）
也許中根千枝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人，她不會面對 “較落後的文化現象”橫加指責，而是努力去尋找它存在的根據、理由及合理性。
（1）谷學謙、劉本固、崔義香譯注《新編日語（三）》，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7頁。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係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版權聲明：日本經濟新聞社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複製，違者必究。
據日本歌舞伎演員松本幸四郎在NHK電視臺裏介紹，在千年原始深林鬱鬱蔥蔥的鹿兒島的屋久島，古來就有用剛剛採來的松蘑款待不相識的客人的習慣；在瀨戶內海的小島上，對於來島上參拜觀音的人會全島出來款待；在大分縣的山村裏，對來看櫻花的人不論是誰都饗以盛宴。
這種傳統在日本進入商業社會以後，作為一種商業美學保存了下來，商業上的“款待之心”的靈魂，就是站在對方的立場上，使對方喜悅，同時對方的喜悅之光返照在款待者的心中，款待者本身也充滿了喜悅。它要求款待者對被款待對象的願望能及時察覺，以提供最完美的款待與服務，它是 “款待之美”的形成、磨練與完成的過程，是一種至高的行為藝術，一舉一動，莫不中矩合節，正像莊子筆下的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這種美學只在被款待者滿意的目光中昇華，而絕不以回報為前提，是款待者與被款待的對象共同完成一種美的享受。飯店裏穿著優美的和服進行跪式服務的服務生深諳“款待之心”的傳統；溫泉中的綠水紅楓凝結著“款待之心”的神髓；廚師刀下如花如畫的生魚片揮灑著“款待之心”音節，這種傳統滲透到所有領域特別是商業的領域中，因此從事服務業的日本人基本不會對客人“看人下菜碟”，因為這不符合他們“款待之心”的美學傳統。
善意理解中國人不盡人意的習慣
有時，中國人的一些不盡人意的習慣，也會引起日本人的反感，但是他們會努力地理解這些習慣的成因與背景，不會一味地譴責。
如我在別的文章裏説過一點有關中國遊客在日本的廁所中遭遇“文化衝突”的事，就是中國遊客在如廁後把手紙不是扔在馬桶中沖掉，而是扔到外面的垃圾箱裏，這使日本人奇怪和反感，日本的媒體人士來問我是怎麼回事時，我就和他們説：由於中國的水洗便所還遠遠沒有普及，手紙也是千差萬別，水道的壓力也千差萬別，不像你們那樣，全國人民都用可以在馬桶裏融化並沖走的手紙。如果隨便把手紙扔到馬桶裏，中國遊客會擔心廁所堵塞，所以中國的便所裏都有手紙簍。你們可以想像，一個中國人如廁以後，在你們的便所裏找不到紙簍，而扔在馬桶裏,他們會擔心廁所堵塞，所有就扔到了外面的垃圾箱裏。他們不是惡意，而是好心。
他們聽到後立刻就在媒體上認真解釋這種“文化衝突”産生的原因，有一個特別知名的人士還在電視節目裏説：發展的階段不一樣嘛！這是理所當然的。日本在剛剛使用座便的時候，還有的日本人以為那是洗臉池，還在那裏洗了一把臉呢！
中國人買東西的時候喜歡拆封，一開始店家也很反感，後來媒體通過深入調查，得出了結論，那就是中國的假冒商品比較多，對於中國人來説，不開封是不放心的。
在媒體的“教育”下，商家把每種商品都拆開一個作為樣品，這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一般來説，日本人不會歧視來自發展態勢較低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們，這可能與他們的文化根本上植根于一種“泛神論”有關。在他們的基本信仰中，無論山川草木，日月山河，窮通貴賤中，都是有神的。這種“泛神論”如果用黑格爾的話轉譯一下，就是“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日本著名人類文化學家中根千枝在她的文章“文明之國瑞典”裏，講述她在60年代到瑞典的一段經歷。為了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她去斯德哥爾摩，住在一個幽靜而漂亮的住宅區裏，和當時塵土飛揚的東京相比，瑞典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的國家，皮鞋穿幾天也不著塵。她住的地方有傢具，有設備齊全的廚房，有寬敞的鑲瓷磚的浴室，洗臉間、廁所，而且斯德哥爾摩新式大廈，安著和自來水管道一樣的熱水管，沒有必要燒開水，熱水和涼水從兩個水龍頭流出來的瞬間水溫表（水銀柱）馬上上升，不用伸手試水就可以調節水溫。廚房的現代化更不用説了。倒垃圾只要按一下電鈕，一個大窟窿通到底，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扔進去就行了，很省事。辦什麼事都可以用電話解決，這是斯德哥爾摩典型的生活方式。
但是她覺得瑞典由於過於富裕和安寧，一切都有點畸形了。
當她離開瑞典，來到哥本哈根：
走在街頭上，我第一次遇見一位衣衫襤褸的貧窮老人。不知怎的覺得他的眸子閃爍著充滿生機的光芒。我對我的丹麥朋友説：我從瑞典來了以後，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老人，感到了一種充滿了人生氣息的喜悅之情。而他立刻流露出一種疑惑的神色，對我説：“呦，那麼中根小姐，你是説貧窮好嗎？”這正是倒開車，是對人類健康的慾望的否定。老實説，我也不知怎麼搞的，當時沒有找到結論，十分傷腦筋。面對這樣複雜的人生問題，我們究竟該如何對待呢？ （1）
也許中根千枝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人，她不會面對 “較落後的文化現象”橫加指責，而是努力去尋找它存在的根據、理由及合理性。
（1）谷學謙、劉本固、崔義香譯注《新編日語（三）》，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7頁。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係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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