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中國緣
2015/07/06
中日深度觀察
中日關係在邦交正常化以來遇到兩次最大的危機，一次是小泉純一郎在擔任首相的約5年半的時間裏，連續6次參拜參拜靖國神社；一次是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將釣魚島「國有化」，無巧不成書，這兩次危機之後，都是安倍出任首相，而中日關係的危機都在他擔任首相後得到緩解和改善。
2006年9月26日，安倍接替小泉純一郎擔任日本首相，那時是小泉6次參拜靖國神社後，中日關係處於最深的低谷的時期，而安倍在剛剛擔任首相後的該年10月8日，對北京進行了「閃電式訪問」，這是中日首腦互訪中斷5年之後的訪問，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後的首次出訪，同時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的18位日本首相中，第一位把首訪國定為中國的首相。安倍訪華，使1972年以來降至最低點的中日關係出現轉機據説他這次訪問，也是經過他「喜歡的」在日華人搭橋引線得以實現的。
2012年9月，民主黨政權主持將釣魚島「國有化」，將中日關係推到懸崖的邊緣，中日間軍事衝突一觸即發。在安倍重任首相以後，一開始堅持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硬路線，但是在日本內閣通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後，他就一直不斷推進中日關係的改善，並推進中日在2014年12月7日簽署了有關中日關係的「四項共識」，避免了中日擦槍走火的危機，並在與中方的共同努力下，實現了中日首腦的兩次會談。
那麼今後,安倍還會不會和中國針鋒相對地對立呢?應該説在某些方面還是要對立的,但是那應該是國家利益間的對立，而不是感情上的對立。
安倍和小泉是不同的。小泉是以自己的意志和心情優先，而安倍更多地考慮的是結果。他非常推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政治家的 「心志倫理」(the ethics of intentions)與「責任倫理」(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的界定，前者屬於主觀的價值認定，主要涉及意圖或動機；後者則牽涉到客觀世界及環境中的現實運作及其結果,就是説,政治家在權位之上，需要考慮政治決定與政治行為可以預見的後果。安倍更傾向於以「責任倫理」限定「心志倫理」。他曾對前輩議員們説過：「在向國民訴説我的心情時，請讓我直來直去，可是，在我能夠就任某個職位時，請讓我考慮國家的利益，不損壞國家利益，並為實現國家利益行動。」（2）
從目前安倍推進新安保法案通過的種種做法來看，也可以看到安倍如此的心態和做法。本來安倍一貫以「中國威脅」為背景，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通過新安保法案，但是去年7月1日，內閣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定，安倍當天傍晚召開記者會進行了説明。筆者從頭到尾看了安倍的記者會見實況轉播。令筆者驚訝的是，一貫以「中國威脅」作為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背景和理由的安倍，這次不僅沒有拿中國説事，甚至也沒有提到釣魚島。從此以後，安倍在各種場合對批評中國的言論都三緘其口，不到在國會被人追問或迫不得已的時候絕對不説。今年5月14日，日本內閣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了構成新的安全保障體制的12項法案，安倍在14日傍晚舉行了有關這些法案的記者會，但他一句也沒有提到中國，他説：「為應對接近我國的國籍不明的飛機的自衛隊戰機的緊急起飛，與10年前比增加了7倍」。安倍故意用「不明國籍」來説明這種情況，説明他有意迴避拿中國説事。但是最近安倍又開始炒作「中國威脅論」，在今年6月上旬在德國召開的G7峰會上，他提出中國在南海擴礁建島問題，要求峰會採取統一的行動，制止中國改變南海現狀。在安倍的會上會下的積極活動下，使6月8日的首腦宣言，不點名譴責了中國。
筆者認為: 最近，新安保法案在國會審議中受阻，這完全出乎安倍的意料之外，本來執政黨的議席在眾議院超過2/3，在參議院也超過半數，通過新安保法案應該沒有問題，但是沒想到絕大多數憲法學者都認為新安保法案違憲，不充分地進行説明，強行通過法案，可能重蹈1960年他外祖父岸信介強行通過了新日美安保條約，導致內閣下臺的覆轍，而在安倍看來，新安保法案太重要，沒有戰略縱深的日本，必須通過不斷鞏固日美軍事同盟，才能實現堅實的國防，而且這是鞏固、增進日美關係最重要的一環，從優先順位上來説,通過這個方案排在改善中日關係之前，而要通過新安保法案，必須以一個較大的「威脅」為背景，而近年來武力不斷增強，且與日本有領土衝突的中國就是一個最有説服力的背景，因此在中日關係上，新安保法案通過與否，構成了一種「鐘擺效應」，當這個法案進展順利時，安倍就極力改善中日關係；當這個法案受阻時，他一定要宣傳「中國威脅論」，但是不能因此就説他是鷹派或是反華派，這不關感情上的事，而是他所推崇的「責任倫理」使然。
（1）見野上忠興《氣骨--安倍晉三的DNA》，講壇社，2004年出版，106-109頁。
（2）大下英治《安倍晉三與岸信介》，角川雜誌，2013年版，339頁。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版權聲明：日本經濟新聞社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複製，違者必究。
中日關係在邦交正常化以來遇到兩次最大的危機，一次是小泉純一郎在擔任首相的約5年半的時間裏，連續6次參拜參拜靖國神社；一次是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將釣魚島「國有化」，無巧不成書，這兩次危機之後，都是安倍出任首相，而中日關係的危機都在他擔任首相後得到緩解和改善。
2006年9月26日，安倍接替小泉純一郎擔任日本首相，那時是小泉6次參拜靖國神社後，中日關係處於最深的低谷的時期，而安倍在剛剛擔任首相後的該年10月8日，對北京進行了「閃電式訪問」，這是中日首腦互訪中斷5年之後的訪問，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後的首次出訪，同時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的18位日本首相中，第一位把首訪國定為中國的首相。安倍訪華，使1972年以來降至最低點的中日關係出現轉機據説他這次訪問，也是經過他「喜歡的」在日華人搭橋引線得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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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今後,安倍還會不會和中國針鋒相對地對立呢?應該説在某些方面還是要對立的,但是那應該是國家利益間的對立，而不是感情上的對立。
安倍和小泉是不同的。小泉是以自己的意志和心情優先，而安倍更多地考慮的是結果。他非常推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政治家的 「心志倫理」(the ethics of intentions)與「責任倫理」(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的界定，前者屬於主觀的價值認定，主要涉及意圖或動機；後者則牽涉到客觀世界及環境中的現實運作及其結果,就是説,政治家在權位之上，需要考慮政治決定與政治行為可以預見的後果。安倍更傾向於以「責任倫理」限定「心志倫理」。他曾對前輩議員們説過：「在向國民訴説我的心情時，請讓我直來直去，可是，在我能夠就任某個職位時，請讓我考慮國家的利益，不損壞國家利益，並為實現國家利益行動。」（2）
從目前安倍推進新安保法案通過的種種做法來看，也可以看到安倍如此的心態和做法。本來安倍一貫以「中國威脅」為背景，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通過新安保法案，但是去年7月1日，內閣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定，安倍當天傍晚召開記者會進行了説明。筆者從頭到尾看了安倍的記者會見實況轉播。令筆者驚訝的是，一貫以「中國威脅」作為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背景和理由的安倍，這次不僅沒有拿中國説事，甚至也沒有提到釣魚島。從此以後，安倍在各種場合對批評中國的言論都三緘其口，不到在國會被人追問或迫不得已的時候絕對不説。今年5月14日，日本內閣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了構成新的安全保障體制的12項法案，安倍在14日傍晚舉行了有關這些法案的記者會，但他一句也沒有提到中國，他説：「為應對接近我國的國籍不明的飛機的自衛隊戰機的緊急起飛，與10年前比增加了7倍」。安倍故意用「不明國籍」來説明這種情況，説明他有意迴避拿中國説事。但是最近安倍又開始炒作「中國威脅論」，在今年6月上旬在德國召開的G7峰會上，他提出中國在南海擴礁建島問題，要求峰會採取統一的行動，制止中國改變南海現狀。在安倍的會上會下的積極活動下，使6月8日的首腦宣言，不點名譴責了中國。
筆者認為: 最近，新安保法案在國會審議中受阻，這完全出乎安倍的意料之外，本來執政黨的議席在眾議院超過2/3，在參議院也超過半數，通過新安保法案應該沒有問題，但是沒想到絕大多數憲法學者都認為新安保法案違憲，不充分地進行説明，強行通過法案，可能重蹈1960年他外祖父岸信介強行通過了新日美安保條約，導致內閣下臺的覆轍，而在安倍看來，新安保法案太重要，沒有戰略縱深的日本，必須通過不斷鞏固日美軍事同盟，才能實現堅實的國防，而且這是鞏固、增進日美關係最重要的一環，從優先順位上來説,通過這個方案排在改善中日關係之前，而要通過新安保法案，必須以一個較大的「威脅」為背景，而近年來武力不斷增強，且與日本有領土衝突的中國就是一個最有説服力的背景，因此在中日關係上，新安保法案通過與否，構成了一種「鐘擺效應」，當這個法案進展順利時，安倍就極力改善中日關係；當這個法案受阻時，他一定要宣傳「中國威脅論」，但是不能因此就説他是鷹派或是反華派，這不關感情上的事，而是他所推崇的「責任倫理」使然。
（1）見野上忠興《氣骨--安倍晉三的DNA》，講壇社，2004年出版，106-109頁。
（2）大下英治《安倍晉三與岸信介》，角川雜誌，2013年版，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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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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