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而這樣的産業鏈、金融鏈、商業鏈甚至生活鏈不是以共有的“價值觀”為紐帶連接而成，而是由全球整體性經濟佈局中的“國際分工”來連接，因此外交在“使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兼顧到“雙贏”的原則，而要取得雙贏，在歐盟那樣的價值觀一致的國家之間比較容易進行，所謂“外交濃度”的需求量較低，因此外交的重點正是那些價值觀不同的國家。

　　其次，所謂“價值觀外交”，容易使人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與日本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是“善”，而與日本有不同價值觀的國家是“惡”的感覺，而外交最重要的前提，則是承認不同價值觀的合理性，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不同的國家。首先有了“善”與“惡”的外交價值定位，就會事先在與具有不同價值觀的國家所進行的外交中設置先入為主的障礙與距離，可以説是在外交上“未戰先敗”。

　　第三，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其實是一種文化的綜合體現。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和地區的人們適應自然的手段，由於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不同，必然會産生具有各自民族特性的不同的文化，而各種文化形態的形成，也都具有其必然性與目的性，這種目的需要一種載體去表現和實現，而這種載體，作為動物，體現出一種神秘的本能；作為人類，則體現為本能和文化兩個方面。黑格爾説，“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他揭示了存在和目的一致性，也就是説，自然界本身是一個有著目的性的運動發展過程，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認識世界運動發展的目的性和規律性及其內在關係，這種認識的結晶就是文化，而在不同的地理、天文條件産生的文化，就是對不同目的性和規律的認識的直接的、間接的甚至是扭曲的反映，從文化人類學的意義上來説，它具有使自己的族群連綿不斷地繁衍和擴大的功能性，這種功能性，決定了文化本身是一種宿命，文化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它拒絕統一的價值尺度的評價，它是人類生物學意義以外的另一種遺傳基因，它是隱秘在一切政治、外交及社會活動中的原動力。而“價值觀外交”，會給人有一種“文化的優越性”的感覺，在這種感覺中進行外交活動，很難使對方，特別是具有不同價值觀的對方産生親切感和認同感。

　　而日本在亞洲推行“價值觀外交”，不利於亞洲的穩定，也有損於日本的國家利益。

　　據共同社1月24日獲悉，中國對就朝鮮問題舉行日中外長電話會談表現出消極的態度。會談的實施尚無眉目。熟悉日中關係的消息人士推測稱“與在中國國內不受好評的安倍政府就核問題合作到何種程度，政府內部意見還沒有統一”，提議舉行電話會談的日方則對此感到不滿。

　　筆者認為：這種結果很可能與安倍最近主張在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有關。最近日本加緊與南韓改善關係，安倍在1月18日的參院預算委員會強調，日韓慰安婦問題的協議“對於日本安保也有重大意義”，在19日又強調在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大有團結南韓對付中朝的意味，這就不能不使中國想到安倍“價值觀外交”中“中國包圍網”的主要內涵，因此從地緣政治學力學平衡的角度來考慮，中國會在多大程度回應日本“共同對應朝鮮問題”的要求，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價值觀外交”使安倍政權的對華外交和東北亞外交出現了一種自相矛盾的模式，那就是朝鮮處於安定狀態時，就宣揚建立“中國包圍網”，一但朝鮮有了風吹草動，就要求中國和日本等聯合起來對付朝鮮，但是這兩個外交命題在外交效果上是互相抵消的關係，是使日本在對華外交和東北亞外交上“不戰自敗”的模式。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係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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