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或許就是「遺憾」吧,對日本沒有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始會員,東南亞的有識之士等表達的感想就是如此。
印度尼西亞前外長哈桑(Hassan Wirajuda)稱,「我國的基礎設施需求正在增加,但財源有限」,對亞投行表示了期待。哈桑認為「日本正在享受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益處,擔憂亞投行的決策機制這點可以理解。但是應該也有加入其中討論改善舉措的選項」。
新加坡《海峽時報》總編輯華仁·費南德斯(Warren Fernandez)的觀點是,「為了避免(亞投行)成為專為中國的組織,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等應在較早階段發揮影響力」。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則尖銳地評論:「世界正在改變,但日本的外交依舊老套。或許算是在追隨美國吧」。
日本是在考慮公平融資決策和環境影響等亞洲利益的基礎上作出的判斷嗎?不,並非如此,或許是基於優先考慮遏制中國崛起和加強日美關係而作出的判斷吧。從東南亞有識之士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這樣的疑慮。
日本一直在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方面向東南亞提供援助,由此獲得的信賴或許不會因不參加亞投行而受損。同時,各國對尋求擴大海洋權益的中國的警惕感正在加強,這也是事實。作為對抗勢力,日美的存在對於該地區來説仍然重要。
但是,能否安於這種局面呢?答案是不能。日本有必要再次顯示出在亞洲不斷承擔積極責任的強烈姿態。
為此必須認真傾聽亞洲的呼聲,進一步理解現實和需求。
「東盟正在通過經濟發展和整合來增強自信。(日本)居高臨下的態度不再適用」,熟悉東盟歷史的東京理科大學教授大庭三枝如此表示。
2000年東盟的經濟規模只相當於日本的13%,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到2019年將增長至日本的三分之二。東盟企業將不斷發展,中國和歐美等全球企業也將雲集於此展開競爭,東盟正在成為這樣充滿活力的地區。
在這種背景下,東盟具備了不屈從任何大國,與各方均衡保持交往,以獲得利益的高超手段。日本只是夥伴國之一,即使稍微想一下因為一直的經濟合作,因此東盟會對日本言聽計從,就將招致反感。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東南亞總局的小川忠局長表示,「經過1974年的雅加達反日暴亂,日本基於提倡心心相印的福田主義採取行動,在東南亞孕育出了親日感情。不能就此滿足,必須繼續播撒相互理解的種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尼日益增多的勞動爭議中時常出現「勞工」一詞。勞工指的是日本侵佔印尼時被強徵的勞動者。進入印尼的日本企業還應該注意歷史問題。
那麼日本應該做什麼呢?今後基礎設施援助和企業投資依然十分重要,不過僅僅這樣還不夠。印尼的經濟雜誌《環球亞洲(Globe Asia)》的主編卡古達(音譯)指出「日本有必要與東南亞進行雙方向的關係強化。希望日本多購買農産品等産品,接收護士等人才」。
「高齡化進程加快的日本與年輕人眾多的東南亞在人才上可以形成互補」(印尼前外長哈桑)。此外還希望增加赴日留學生數量。現在,赴美國和中國的東南亞留學生的數量遠遠多於赴日留學生。
此外還應該促進亞洲的對日投資。接受新加坡企業出資的車輛運輸公司「ZERO」的社長北村竹朗表示「在亞洲市場開展業務變得容易」。亞洲企業的投資將有助於激活日本經濟。
日本的期待也有必要適當地表達。例如,廢除對業務造成妨礙的不透明的限制、慣例和保護智慧財産權等。此外在基礎設施投資的優先順序和資源出口方面也有利害不一致的時候。雖然沒必要不假思索的答應所提要求,但是也應該從長遠的角度出發加以應對。
獲取經濟不斷增長的亞洲的活力是強化日本經濟的前提條件。因此必須深入了解東南亞,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加強聯繫。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論説副委員長 實哲也
版權聲明:日本經濟新聞社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複製,違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