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徵為日經中文網撰稿:加藤嘉一履歷造假事件爆出後,過去幾年追捧的中國輿論又出現了一窩蜂的打壓。其實「加藤嘉一」的出現應該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標誌,但被「拔高」的加藤嘉一又值得中國社會尤其是媒體反思。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轉型,關心國際資訊和國際社會如何看中國是中國受眾的必然心理。一個外國人活躍在中國媒體用中文直接和受眾交流正是這種心理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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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
據中國教育部的統計,2011年在華學習的外國留學人員超過了29萬人。能流利掌握中文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也有不少外國人開始活躍在中國的媒體上。但在時政評論領域,能流暢用中文和受眾直接溝通的似乎還只有加藤嘉一。在某種意義上「加藤嘉一」的出現,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
在日本也有資深的華人教授、學者活躍在媒體上,解讀中國和中日關係。據説這個領域的競爭很激烈。流暢的日語、言簡意賅的表達是理所當然的,內容和觀點必須新鮮。如果只停留在媒體已報道內容,而沒有對中國社會深刻的了解、研究的積累、敏銳的洞察力很難被日本媒體和社會認可。
一位華人教授幾年前曾經在日本媒體上非常活躍,只要是和中國有關的事,都會在日本電視或紙媒上看到他的身影,但最近幾年卻很少看到。一位知情的朋友説:「這名教授原來能在中國查閱一些比較前端的資料,而現在做不到了。」
再來看看加藤嘉一。這個日本小夥兒是在05、06年開始在中國媒體上發表文章的。那時正好是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冷卻,加藤的文章也是作為一個日本「80後」年輕人眼中的中日關係為中心。
隨著知名度的提高和中國對日本關心程度的上升,加藤嘉一接受採訪的內容、發表的文章不僅僅是局限在對中日關係的思考,談論的話題涉及日本政治、經濟、歷史、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還包括核電站、性文化。之後雖然還涉及到中國社會、國際關係等,但加藤嘉一的言論始終沒有脫離日本這個主題,也逐漸成了「日本符號」。
筆者在中國媒體工作遇到中日關係或者日本問題選題時,同事們總會提出「採訪加藤嘉一怎麼樣?」據媒體報道加藤在中國一年要接受300多次採訪。估計和日本外相不相上下。
加藤嘉一是18歲高中剛畢業就到中國留學的,可以説還沒有更多機會讓他接觸和了解日本社會,他如何承受得起解讀日本的「重任」?其實看看他解讀日本的文章和電視節目,就可以發現大多是日本的公開資訊和觀點。加藤嘉一的過人之處是能敏銳地捕捉中國人的心理,用通俗易懂的中文直接表達給中國受眾。可以説一些本應由中國媒體做的工作讓加藤嘉一承擔了。
説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中國媒體的日本報道了。最近中日關係緊張,中國媒體大篇幅的報道日本資訊,10月的一天筆者看CCTV的新聞節目,主播指著當時的日本法務相田中慶秋的照片説:「這是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最近的《環球時報》經常引用「日本《新聞日報》」的報道,可筆者前後在日本生活了近15年,從沒聽説過這個媒體。
從這兩個小例子不難看出中國媒體的日本報道只停留在表面,甚至有時連正確都很難説。長期面對這樣的媒體環境,中國受眾對日本的資訊自然是一團霧水。這也就不難理解中國媒體為什麼幾乎每天都要採訪加藤嘉一了。「加藤嘉一現象」也就不難解釋了。
履歷造假事件爆出後,加藤嘉一對自己的「幼稚與不成熟,傲慢與無知」表示了歉意,難道對這幾個形容詞,中國媒體就不該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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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徵為媒體人,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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