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資料圖（REUTERS）

      文 | 聃丘泰、溫建東

      回顧次貸危機以來的15年西方宏觀經濟，最大的黑天鵝是2021年以來西方各國普遍發生的高通貨膨脹（筆者有限的了解，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德國央行前行長魏德曼是全球少數判斷正確的重量級經濟學家）。經濟學家集體誤判的理論根源是對全球化背景下的“供給衝擊”認識不足。後疫情時代，世界經濟來自供給方面調整依然在繼續，政策層面反思不能停止，否則還將犯系統性錯誤。2023年11月9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會議“全球經濟中的貨幣政策挑戰”提出“三問”。第一問是關於本輪通貨膨脹最初原因和當前通貨膨脹的持續影響？第二問是供給衝擊下貨幣政策應該如何反應？第三問是未來利率走向何方？2024年美聯儲將開始五年一次的貨幣政策戰略回顧（美聯儲五年一次的貨幣政策戰略回顧類似中國政府的“五年規劃”，但重心卻是判斷未來五年經濟結構的變化而採用適應性的貨幣政策框架，而不是制定相關政策目標）。因此，準確判斷未來經濟結構變化才能科學回答“鮑威爾三問”，判斷美聯儲是否需要對2020年平均通貨膨脹制度（通貨膨脹補償性戰略）做出重大調整？

      一、為何西方央行集體對本輪通脹從“先發制人”變為“反應不足”？

      美聯儲“貨幣政策原則與實踐”給出好貨幣政策三個原則：一是易於理解和對稱性；二是當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超過既定目標時，央行應該實施限制性貨幣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央行應該先發制人，如金融狀況出現大且出乎意料的變化（雖然可能不會立即改變通貨膨脹和就業，但會在未來改變），需要及時、前瞻性的政策回應；三是對於持久性通貨膨脹政策利率反應應該超過“一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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