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日本 未來的中國
2012/10/10
中日深度觀察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肖敏捷：由於工作原因經常和日本的基金經理打交道。因為無論是投資日本還是美國，中國經濟是非常重要的預測前提之一。在談論中國經濟時，很多基金經理抱怨説實在看不懂。他們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例如統計數字缺乏真實性，政策變更太頻繁等等。同時我發現基金經理越是年輕或是在美國喝過洋墨水的抱怨越多。秉著客戶是上帝的原則，我總是面帶微笑耐心解釋。我告訴他們中國經濟變化太快，我也看不太懂。但我告訴他們如果看不懂現在的中國經濟，與其問中國經濟專家，不如問你們年齡稍大一點的上司或日本經濟專家。因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目前中國經濟正在重復著二戰後日本經濟所走過的路。
最近讀了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村隆英先生寫的《昭和史》。以書蟲自居的筆者以往也讀了不少有關昭和這段歷史的書籍，但從經濟學家眼裏看到的昭和時代裏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所發生的變遷，中村先生的《昭和史》確實精彩。作為讀後感，在此我主要想回顧一下有關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高增長的兩個重要轉捩點。
1988年1月，筆者來日本留學。1989年1月，日本將年號從昭和改為平成，長達64年的昭和時代筆者趕上了最後一年。時光如箭，進入平成時代已經快25年了，但大多數日本人依舊懷念昭和時代。因為在這60多年中，日本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日本人經歷了地獄和天堂。昭和前10年，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給包括中國的亞洲廣大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最後受到應有的懲罰。經過1945年到1955年的戰後重建期，從1955年起日本開始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和平發展道路。
日本之所以可以實現如此重大的歷史轉機，主要是由於“1955年體制”帶來日本政局的穩定所致。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統一為自由民主黨，左派社會黨和右派社會黨統一為社會黨，從此兩大政黨體制在日本誕生。由於在國會佔大多數席位，從1955年到1993年實際上是自由民主黨一黨執政的天下。而自由民主黨之所以能夠長期掌握政權，除了人才濟濟，我想黨內派系之間互相制衡所形成的黨內民主可能是原因之一吧。我曾經採訪過一位研究自由民主黨派系造詣很深的政治學者，他告訴我自由民主黨派系的歷史其實就是“抗爭與妥協” 不斷重復的歷史。
如果“1955年體制”的誕生是日本成為經濟大國的起點，那麼1978年底召開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起點。從此，中國放棄長期堅持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日經濟發展的歷史轉捩點告訴我們只有政治的穩定才有經濟的繁榮。
1960年池田勇人擔任總理後提出“所得倍增計劃”。為達到此目標，池田內閣專注于經濟發展而儘量回避國內外的許多政治難題，以至法國總統戲稱池田總理是“半導體收音機的推銷員”。二、三十年之後，中國地方政府動輒上百人的招商引資團活躍在世界的主要城市推銷中國的土地和勞動力，與當年池田總理推銷 Made in Japan的做法大同小異。
池田內閣所提出的發展目標最終得以實現，一億日本人從此步入中流社會，為日本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但是，經濟高增長帶來環境污染等公害問題，國民的抗議呼聲日趨高漲，1964年東京奧運會結束之後上臺的佐藤榮作內閣開始提出“社會發展”的口號，希望實現經濟高增長與環保的和諧（日語漢字原文為“調和”）。和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池田內閣相比，佐藤政權重視環保的意識大大提高，但在大幹快上火紅的年代，連掌握日本經濟大權對政府極有影響力的“經團連”都公開反對制定防止公害的法律。結果，1967年雖然公佈了“公害對策基本法”，但法律提出要促進“經濟發展與環保的和諧”，經濟發展仍然優先，其對企業等的制約能力也大大削弱，治理公害雷聲大雨點小。
隨著各地的市民抗議行動不斷升級，“草根”力量迫使佐藤政權不得不痛下決心克服公害問題。1970年5月，佐滕總理親任中央公害對策總部總指揮，提出克服公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務。11月國會修改“公害對策基本法”時將 “和諧”二字從條文中刪除。把環保擺在重中之中的位置上，最終使曾經被稱為“公害列島”的日本能有今天的青山綠水，日本企業擁有世界一流的節能環保技術。但是，從只追求經濟發展到注重社會發展，日本付出了象“水俁病”這樣沉重的代價。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市民運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雖然國情和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和當時的日本不能簡單類比，但從中村隆英先生的《昭和史》裏，我可以感覺到中國經濟迎來歷史轉捩點為時不遠了。雖然風聞最近北京的一些書店將有關日本的書籍下架，但我還是希望日後有機會將此書介紹給國內的朋友們。因為無論是了解日本二戰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還是預測中國的經濟社會未來的發展趨勢，此書都非常具有參考價值。了解日本，其實也是為了了解中國。關注日經中文網新浪微網志
（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
肖敏捷 簡歷
出生於中國西安。自武漢大學畢業後，作為日本文部省（當時）公費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先後就讀于福島大學和築波大學的研究生院。1994年起在日本的證券行業從事經濟分析和資産管理之後，目前為獨立經濟分析師。作為頻繁來往于中日之間，不斷推出準確經濟報告的經濟分析師而為人所知。
在《日經Veritas》排行榜（2010年）經濟分析師部門中居第5位。著作有《中國人經濟分析師看中國經濟》。
肖敏捷專欄
日本如何看中國“地方版4萬億”
中國真要告別高增長時代？
中國勞動力真的短缺嗎？
日本人為什麼不炒樓?
日本如何創造新的成功經驗?
日本不再值得中國學習了嗎？
版權聲明：日本經濟新聞社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複製，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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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敏捷 |
最近讀了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村隆英先生寫的《昭和史》。以書蟲自居的筆者以往也讀了不少有關昭和這段歷史的書籍，但從經濟學家眼裏看到的昭和時代裏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所發生的變遷，中村先生的《昭和史》確實精彩。作為讀後感，在此我主要想回顧一下有關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高增長的兩個重要轉捩點。
1988年1月，筆者來日本留學。1989年1月，日本將年號從昭和改為平成，長達64年的昭和時代筆者趕上了最後一年。時光如箭，進入平成時代已經快25年了，但大多數日本人依舊懷念昭和時代。因為在這60多年中，日本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日本人經歷了地獄和天堂。昭和前10年，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給包括中國的亞洲廣大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最後受到應有的懲罰。經過1945年到1955年的戰後重建期，從1955年起日本開始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和平發展道路。
日本之所以可以實現如此重大的歷史轉機，主要是由於“1955年體制”帶來日本政局的穩定所致。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統一為自由民主黨，左派社會黨和右派社會黨統一為社會黨，從此兩大政黨體制在日本誕生。由於在國會佔大多數席位，從1955年到1993年實際上是自由民主黨一黨執政的天下。而自由民主黨之所以能夠長期掌握政權，除了人才濟濟，我想黨內派系之間互相制衡所形成的黨內民主可能是原因之一吧。我曾經採訪過一位研究自由民主黨派系造詣很深的政治學者，他告訴我自由民主黨派系的歷史其實就是“抗爭與妥協” 不斷重復的歷史。
如果“1955年體制”的誕生是日本成為經濟大國的起點，那麼1978年底召開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起點。從此，中國放棄長期堅持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日經濟發展的歷史轉捩點告訴我們只有政治的穩定才有經濟的繁榮。
1960年池田勇人擔任總理後提出“所得倍增計劃”。為達到此目標，池田內閣專注于經濟發展而儘量回避國內外的許多政治難題，以至法國總統戲稱池田總理是“半導體收音機的推銷員”。二、三十年之後，中國地方政府動輒上百人的招商引資團活躍在世界的主要城市推銷中國的土地和勞動力，與當年池田總理推銷 Made in Japan的做法大同小異。
池田內閣所提出的發展目標最終得以實現，一億日本人從此步入中流社會，為日本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但是，經濟高增長帶來環境污染等公害問題，國民的抗議呼聲日趨高漲，1964年東京奧運會結束之後上臺的佐藤榮作內閣開始提出“社會發展”的口號，希望實現經濟高增長與環保的和諧（日語漢字原文為“調和”）。和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池田內閣相比，佐藤政權重視環保的意識大大提高，但在大幹快上火紅的年代，連掌握日本經濟大權對政府極有影響力的“經團連”都公開反對制定防止公害的法律。結果，1967年雖然公佈了“公害對策基本法”，但法律提出要促進“經濟發展與環保的和諧”，經濟發展仍然優先，其對企業等的制約能力也大大削弱，治理公害雷聲大雨點小。
隨著各地的市民抗議行動不斷升級，“草根”力量迫使佐藤政權不得不痛下決心克服公害問題。1970年5月，佐滕總理親任中央公害對策總部總指揮，提出克服公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務。11月國會修改“公害對策基本法”時將 “和諧”二字從條文中刪除。把環保擺在重中之中的位置上，最終使曾經被稱為“公害列島”的日本能有今天的青山綠水，日本企業擁有世界一流的節能環保技術。但是，從只追求經濟發展到注重社會發展，日本付出了象“水俁病”這樣沉重的代價。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市民運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雖然國情和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和當時的日本不能簡單類比，但從中村隆英先生的《昭和史》裏，我可以感覺到中國經濟迎來歷史轉捩點為時不遠了。雖然風聞最近北京的一些書店將有關日本的書籍下架，但我還是希望日後有機會將此書介紹給國內的朋友們。因為無論是了解日本二戰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還是預測中國的經濟社會未來的發展趨勢，此書都非常具有參考價值。了解日本，其實也是為了了解中國。關注日經中文網新浪微網志
（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
肖敏捷 簡歷
出生於中國西安。自武漢大學畢業後，作為日本文部省（當時）公費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先後就讀于福島大學和築波大學的研究生院。1994年起在日本的證券行業從事經濟分析和資産管理之後，目前為獨立經濟分析師。作為頻繁來往于中日之間，不斷推出準確經濟報告的經濟分析師而為人所知。
在《日經Veritas》排行榜（2010年）經濟分析師部門中居第5位。著作有《中國人經濟分析師看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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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看中國“地方版4萬億”
中國真要告別高增長時代？
中國勞動力真的短缺嗎？
日本人為什麼不炒樓?
日本如何創造新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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