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國潛在增長率將降到6.2%
2014/04/22
2013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2億，佔總人口的比率也增至約15%。少子老齡化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就此問題，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蔡昉所長。
記者：勞動人口的減少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蔡昉：我認為不能低估這個影響。15～59歲的人口，2011年、2012年、2013年都一直是減少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以後，不僅帶來的是勞動力不足，這個已經顯現了，（而且）自然就帶來經濟增長的下降。使用潛在增長率來測算的話，1995年到201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10.3%，到了“十二五（2011～2015年）”時期，降到了7.6%，到“十三五”會進一步降到6.2%。雖然這些表現在可變的數值上，但是歸根結底來自於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
記者：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最必要的改革是什麼？
蔡昉：必要改革就是能夠直接地消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礙，能夠把生産力釋放出來。一個直接可以表明的就是，增加勞動力供給的改革。增加勞動力供給的方法，有人説延緩退休。但是這個在中國不管用，中國的人口到了60歲左右，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6年，不讓他退休，他們也不是有效的勞動力。
因為我們有戶籍制度，農民工還沒有成為城市的居民，因此他們的勞動力供給現在是不穩定的。他們年年春節會回家，到了40歲左右就不願意出來，因為家裏有老人，而且未來他們也沒有希望在城裏養老，所以他們就退出了勞動力市場。這樣就降低了勞動力參與率。因此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成為市民，就能夠讓勞動力供給更穩定和更持久。這個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勞動力的供給。
另外是生産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村剩餘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因為他們是從生産率低的部門轉到生産率高的部門，也會帶來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
再一個就是現在進行的行政審批權的改革，允許非公有經濟進入大量新的領域裏來。這些都會加強競爭，消除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這樣就會形成讓生産率高的企業能夠發展壯大自己，沒有生産率的企業就讓它死去。可以直接提高中國的潛在增長率。
記者：今年大概20多個省市開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如何看以後帶來的影響？
蔡昉：第六次人口普查預測，中國大概在2022年總人口到達峰值。但是現在進行了“單獨二孩”的改革，也許會延緩上一些時間，不過我認為也就是延緩了一年兩年而已。符合單獨子女的家庭就是有限的數量，（而且）這些人肯定不是都要生育第二胎的。所以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記者：中國正在推行的加大社會保障力度，會不會增加財政負擔，以致制約經濟成長？
蔡昉：中國的社會保證水準還不是很高，比如新農保，很多地方才55元，這談不上太大。同時更重要的是覆蓋水準也很低。現在有人用了一個不正確的概念，説制度覆蓋達到百分之百。他的意思是説這個制度存在了，你想加入可以加入。但是你是不是加入了，我不管你。這個概念是沒有意義的，人家覺得從這個制度中我得不到穩定的預期我幹嘛要加入。所以我猜想，實際的覆蓋水準還很低，保障水準也很低。距離過度保障和北歐的模式還差得很遠。我覺得現在我們操心這個還太早。
記者：勞動力成本上漲會成為企業的沉重負擔嗎？
蔡昉：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就是必然的，這是大趨勢，我們誰也阻擋不了。但是，我們是不是在這個時期需要漲得這麼快，如果漲得太快，有些企業承受得了，因為它的技術不斷進步，生産力不斷在提高，但是有些企業承受不了。但是是不是能夠再慢一點，給企業更多的時間去調整提高它的生産力，我覺得是有辦法的，就是政府進行公共政策的改革，可以代替企業漲工資。
舉例來説，對於一個農民工，我願意更多地提供勞動力，一方面我看你給我多高的工資，另一方面如果工資沒有提高這麼快，但是我能夠享受更多的社會保障，我可以享受市民的權利，我的孩子的義務教育、將來的升學，還有各種的低保等待遇，我可以成為一個市民，那我覺得它本身比漲工資的吸引力還要大一些。所以我個人給中國政府的建議，通過公共政策的改變，改善就業環境，加強對他們的就業保護，可以讓企業的負擔減輕一點，給企業一點時間，逐漸調整企業的産業結構、升級等更高的産業發展條件。
（記者為大越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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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蔡昉所長 |
蔡昉：我認為不能低估這個影響。15～59歲的人口，2011年、2012年、2013年都一直是減少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以後，不僅帶來的是勞動力不足，這個已經顯現了，（而且）自然就帶來經濟增長的下降。使用潛在增長率來測算的話，1995年到201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10.3%，到了“十二五（2011～2015年）”時期，降到了7.6%，到“十三五”會進一步降到6.2%。雖然這些表現在可變的數值上，但是歸根結底來自於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
記者：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最必要的改革是什麼？
蔡昉：必要改革就是能夠直接地消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礙，能夠把生産力釋放出來。一個直接可以表明的就是，增加勞動力供給的改革。增加勞動力供給的方法，有人説延緩退休。但是這個在中國不管用，中國的人口到了60歲左右，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6年，不讓他退休，他們也不是有效的勞動力。
因為我們有戶籍制度，農民工還沒有成為城市的居民，因此他們的勞動力供給現在是不穩定的。他們年年春節會回家，到了40歲左右就不願意出來，因為家裏有老人，而且未來他們也沒有希望在城裏養老，所以他們就退出了勞動力市場。這樣就降低了勞動力參與率。因此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成為市民，就能夠讓勞動力供給更穩定和更持久。這個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勞動力的供給。
另外是生産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村剩餘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因為他們是從生産率低的部門轉到生産率高的部門，也會帶來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
再一個就是現在進行的行政審批權的改革，允許非公有經濟進入大量新的領域裏來。這些都會加強競爭，消除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這樣就會形成讓生産率高的企業能夠發展壯大自己，沒有生産率的企業就讓它死去。可以直接提高中國的潛在增長率。
記者：今年大概20多個省市開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如何看以後帶來的影響？
蔡昉：第六次人口普查預測，中國大概在2022年總人口到達峰值。但是現在進行了“單獨二孩”的改革，也許會延緩上一些時間，不過我認為也就是延緩了一年兩年而已。符合單獨子女的家庭就是有限的數量，（而且）這些人肯定不是都要生育第二胎的。所以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記者：中國正在推行的加大社會保障力度，會不會增加財政負擔，以致制約經濟成長？
蔡昉：中國的社會保證水準還不是很高，比如新農保，很多地方才55元，這談不上太大。同時更重要的是覆蓋水準也很低。現在有人用了一個不正確的概念，説制度覆蓋達到百分之百。他的意思是説這個制度存在了，你想加入可以加入。但是你是不是加入了，我不管你。這個概念是沒有意義的，人家覺得從這個制度中我得不到穩定的預期我幹嘛要加入。所以我猜想，實際的覆蓋水準還很低，保障水準也很低。距離過度保障和北歐的模式還差得很遠。我覺得現在我們操心這個還太早。
記者：勞動力成本上漲會成為企業的沉重負擔嗎？
蔡昉：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就是必然的，這是大趨勢，我們誰也阻擋不了。但是，我們是不是在這個時期需要漲得這麼快，如果漲得太快，有些企業承受得了，因為它的技術不斷進步，生産力不斷在提高，但是有些企業承受不了。但是是不是能夠再慢一點，給企業更多的時間去調整提高它的生産力，我覺得是有辦法的，就是政府進行公共政策的改革，可以代替企業漲工資。
舉例來説，對於一個農民工，我願意更多地提供勞動力，一方面我看你給我多高的工資，另一方面如果工資沒有提高這麼快，但是我能夠享受更多的社會保障，我可以享受市民的權利，我的孩子的義務教育、將來的升學，還有各種的低保等待遇，我可以成為一個市民，那我覺得它本身比漲工資的吸引力還要大一些。所以我個人給中國政府的建議，通過公共政策的改變，改善就業環境，加強對他們的就業保護，可以讓企業的負擔減輕一點，給企業一點時間，逐漸調整企業的産業結構、升級等更高的産業發展條件。
（記者為大越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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