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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疫情危機教訓:「請求型」行動限制的利弊

202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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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營業受限的商戶和個人的支援方面,日本政府避開了「補償」一詞。日本財務省幹部曾強調:「這是撫慰金的性質」。因為並不是政府強制的。

 

       日本給餐飲店發放了協力金,還給個人發了補助金。這容易變成方便行政方的一律發放。商家最初紛紛表示不滿:「無法接受不管店舖大小都發放相同金額的措施」,後來引進了匹配不同商家規模的補助制度。

 

       需要建立體制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體的許可權也複雜交織,互相推卸責任的情況也很明顯。日本政府有許可權發佈宣言,都道府縣有許可權請求停業。也有都道府縣迫使政府發佈宣言的情況。

 

       在日本,醫療提供體制的建立由都道府縣負責,保健所由市和特別區負責。在疫情初期,無法直接作出指示的日本政府在意見溝通上花費了時間,對策滯後。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體相互産生了不滿。在20207月的第2波疫情中,時任官房長官菅義偉在演講中指出,東京感染者多是「東京問題」。東京知事小池百合子反駁説:「不如説是政府的問題」。在刺激旅遊需求的政策「Go To Travel」的運用方面,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體也有意見分歧。

 

 

       日本本屆國會通過了特別措施法修正案,強化了感染擴大時首相的許可權。從設置對策本部時就可以行使對各省廳和都道府縣的指示權,而原來僅限於宣言和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期間。這有助於進行迅速的應對。

 

       按照修正案,日本首相的職責原則上是與各省廳和地方政府綜合協調。指示權成為不能順利進行協調時的法寶。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體成為一個統一的指揮命令系統。在尊重地方自治的同時應對危機的格局沒有變。

 

       新冠疫情這3年,日本政府、地方自治體及相關機構的資訊共用和意見溝通逐漸改善。不過也主要依賴首長和負責人等的人為聯繫。再次面臨未知傳染病時能否發揮作用?日本正在為應對下次危機而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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