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紡織和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生産過程從香港轉移到廣東省的「前店後廠」模式迎來轉折點是毫無疑問的。在雷曼危機以後廣東省上述行業的工廠相繼出現了倒閉。委託這些工廠進行生産的企業很多都是香港企業。隨著中國內地經濟逐步放緩,香港今年1-3月的經濟增長率已經放緩至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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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香港景色 |
香港今後將如何應對這些考驗?一個方向是推動香港與中國內地經濟更深層次的一體化。以人民幣離岸交易解禁為代表的金融與服務交易的擴大就是其中的一環。此外,香港政府於2004年與廣東省、四川省、雲南省、貴州省等9個省和自治區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今後也會正如該協議所期望的那樣,生産基地從廣東省遷往內陸地區的速度將加快。
不過,如果中國國內的人民幣交易今後變得更加自由,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交易就只能是起到過渡作用。廣東也在汪洋的領導下摸索著推進結構性改革,在廣東省內的企業中,也出現了將工廠遷往內陸地區的趨勢。以往曾經優勢互補的夥伴今後有可能成為競爭對手。
「前店後廠」模式對於香港而言,是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土地」的基礎上啟動的經營模式。因為不知未來如何,因此才將快速收回投資作為最優先課題,進而選擇了以最小限度設備投資即可啟動的紡織和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産業,並將生産基地選在了廣東省。
現在既然已經無需再考慮「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土地」這一問題,香港就應該以長期戰略性眼光考慮問題,不再事事仰仗中國內地的提攜,而要確立依靠自身努力的增長模式。香港政府正在力爭吸引R&D(企業研究與開發)部門等進駐香港,但截至目前仍未取得明顯效果。
不過也出現了值得關注的動態。日産汽車於今年4月將高檔車品牌「英菲尼迪」全球總部機構轉移到香港就是其中之一例。該公司將在香港製定附加值較高的高檔車商品策劃、行銷以及銷售等戰略。瞄準中國乃至世界市場,將工廠的戰略和策劃中樞部門放在香港,這是一種全新的嘗試。日産副社長安迪•帕爾默(Andy Palmer)在談到選擇香港的理由時表示,香港是亞洲增長市場的中心,「是無可挑剔的地點」。
香港作為海外與中國內地之間的單純的中繼貿易港獲得了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以來,發展成為了以紡織業為中心的加工貿易基地,80年代則轉變為金融服務中心。曾經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的實業家安子介(已故)將這種情況稱為「變形蟲經濟」。在回歸15週年之際,香港能否再次轉換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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