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劉迪：中國政治學者潘維説，中國政府辦成「大事」不難，但困難的是，中共無法動用其科層體制，解決基層社會無數「小事」。今天在中國基層，無數「小事」堆積如山，亟待解決。這些「小事」，因其關係到日常生活，對每個人來説，都是「大事」，如解決不好，可能會動搖人民對執政黨的信心。

　　今天的中國政府，可以迅速推進高鐵項目，可以迅速推進「一帶一路」等宏大戰略，但在如何凝聚、組織社區、鄉村，基層社會問題上，卻不很順利。這些問題，究其原因，源自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百餘年間，數千年形成的社會基層結構遭到破壞，廣大基層，自治力薄弱。

10月底北京的公園內

　　中國社會的近代社會轉型，消滅了鄉紳及其經濟基礎。人民公社制度，是一次重組中國基層社會的宏大實驗，這個實驗的失敗，導致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農村社會組織出現巨大空白。為了填補這種空白，上世紀80年代，匆忙間，全國普建村民自治制度。許多人曾對這種制度懷有極大期待，認為這是中國民主社會建設第一步。但是這種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此後出現水土不服現象。村民選舉，摻雜大量家族、派性、賄選、黑化問題。事實證明，自上而下的制度移入，不能適合多樣化的中國基層社會現實。可以説，中國至今仍然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特點的基層治理模式。

　　讀中國三農專家賀雪峰新書《最後一公里村莊》。他説，目前中國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鉅資，但國家無法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務，即公共服務還要依靠農民自己解決。賀雪峰指出，目前中國普遍存在這種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之間連結的「最後一公里」問題。其實，這「最後一公里」問題，本質上是國家與個人之間，缺乏基層社會自治。這種問題，不僅發生在鄉村，而且在城市，都普遍存在。

　　今天，除政治任務外，中國政府干預基層社會的手段有限。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政府對基層社會干預最成功的例子是在廣大農村，有效地推行了計劃生育，成功地減少了數億人口。這種成功，依靠的是中國特有的「壓力型體制」。這種「壓力型體制」，將各種成長目標、行政目標，分解為具體政治任務，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推。的確，這種體制可以高效、準確完成上級下達的政治任務。但是，這種體制，只適合完成一些比較宏觀而又具體的戰略目標，卻無法應對基層日常、瑣碎的繁雜事務。

　　中國基層社會大量、不斷發生的「小事」，日益耗費政府大量資源，也困擾無數居民生活。這些問題，長期放置不去解決，就真會成為「大事」。那為何這些小事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呢？這很大程度在於，在無數個人與國家之間，中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社會組織。這是中國各級政府不得不動用大量政府資源管理社會的重要原因。而這種管理，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事與願違，反而損害了政府、黨的合法性。

　　重視人民身邊的「小事」，已引起中共高層重視。10月18日，習近平在其19大工作報告中號召全黨「要堅持把人民群眾的小事當作自己的大事」。他説，要「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三者的良性互動。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組織退出廣大農村領域。宗族、宗教力量，已經重返或進入中國基層社會。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單位」或「社隊」不復存在，億萬職工或社員成為孤立的個人。中央政府距離個人很遠，而宗族、宗教卻離個人很近。在許多地方，宗族、宗教發揮了組織地域社會的部分功能。畢竟，這些組織對生老病死、鰥寡孤獨問題具有自己的解釋方式，也以其方式對上述問題進行救濟。